评李秀成自述(戚本禹)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
)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
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34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
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
(同上,第36-62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65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8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贞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
(《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10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18页。)
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像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
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
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
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6页。)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悞英雄”、“悞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见《校补本》,第29、51、52、122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良”、“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页。
)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例如: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这不是事实。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
”(同上,第102页。)这也与事实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高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
(同上,第94页。)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
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
”(同上,第6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懞懞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同上,第19、29、51页。)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
”(同上,第33页。)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
(同上,第29、47页。
)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已“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赦”,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赦此粤之人,甚为美甚”。(同上,第19、44、93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摇,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
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问。
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同上,第106页。)
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这段话,《校补本》漏钞。)
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校补本》,第56页。)
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64页)
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
”“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
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同上,第69—72页。)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护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
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同上,第56页。)不是表“功”是什么!(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
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4页。)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补本》,第35页。)“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还告诉他们:“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同上,第92、93页。)
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得风之命。”(同上,第104页。)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
……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31页。)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
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
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
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余。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校补本》,第112-113页)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同上,第119、121页。)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81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证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119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图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赦,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酧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
”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