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鹏作曲 摇滚与作曲的跨界 观念与身份的回归青年作曲家杜咏印象

与“七零”后作曲家杜咏相识,缘于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资助项目——由中国音乐学院、中华诗词研究院、和景文化古典音乐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意象∙净土——民族管弦乐原创作品音乐会”的前期筹备阶段。那天,项目的总策划王燮老师告诉我,有一位青年作曲家找她谈作品委约的事,问我要不要去见见他。恰好我最近正在关注青年音乐家的研究,于是欣然前往。

初次见面,没有聊闲,几句寒暄后,切入主题,我们交换了关于当下中国民族音乐现状和作品创作方面的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位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理论教研室主任,是我国作曲家杜鸣心先生的公子、叶小纲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颇具影响力的摇滚乐队“鲍家街43号”的键盘手和作曲。

如此丰富的“亮点”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与他约了第二次访谈,聊了他的经历、音乐创作及新近受委约而作的二胡与民族管弦乐协奏曲《桃花源》。

本文作者(左)与杜咏

家门亦师门

在中国的作曲界,杜鸣心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曾经留学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师从于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教授、莫斯科大剧院院长楚拉基先生,与中国的作曲事业一同成长。他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作曲人才,而且为观众奉献了大量优秀的经典作品。

从苏联回国后,他参与创作的舞剧音乐《鱼美人》中的《水草舞》《珊瑚舞》和《红色娘子军》中的《快乐的女战士》等作品,家喻户晓,赞誉颇高。他倾心于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孜孜以求,创作领域广泛,囊括了除歌剧、音乐剧以外几乎所有的体裁与形式,其作品结构严谨、语言真挚、个性独特且民族特色鲜明,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表演、教学与研究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以说,出生于“杜氏”家门的杜咏,学习作曲,不仅是“近水楼台”,更是“名正言顺”。于是,父亲成为了他的第一个专业老师。杜鸣心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杜咏的成长。杜咏说,小时候的他,几乎每天都在父亲的带领下听古典音乐,那是他踏上作曲之路的开端。

或许当时他未必能体会到音乐本身的意义,但毫无疑问,在那个原点,他的音乐之门已经开启,并逐渐形成了坚实的音乐基础,直到现在,他仍然能够在钢琴上弹奏出大部分古典曲目的主要旋律。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到本科,杜咏一直都是父亲的“门生”,在读研之后,杜咏才转到老杜先生的学生、当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四大才子”之一的叶小纲的门下,继续学习作曲。

十余年专业音乐的训练,杜咏在音乐观念、风格和创作习惯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成熟思考。他说:“好的艺术创作应是由理性向感性的升华。包括音乐语言在内,其思想永远是第一位。通常我们说‘没有好的技术,只有好的作曲家’,就是说作曲家的思想表达永远是最要的,接下来选择用什么载体,是民乐还是交响乐,是重奏还是协奏曲,当然每个作曲家的风格不一样,创作出的作品也大不一样。

”在音乐创作的素材选择上,有很多作曲家习惯从中国的民歌、戏曲中汲取素材,但杜咏并非如此,他的创作基本都是原创的动机。

他说自己的创作习惯是这样的:“比如写一首琵琶协奏曲,如果给我三个月的话,我会先花一个月把这个乐器‘吃透’了,然后再把各项资料看齐,剩下的就是在脑子里去构思该怎么写,就像写学术论文一样。”与父亲一样,杜咏的钢琴也弹得非常棒,因此他在写作时有一个习惯:依靠琴键来找寻心中的旋律,即先在钢琴上写出“缩谱”,之后才形成总谱。

杜咏当然是他音乐观念的践行者,他的创作体裁和题材几乎囊括了所有作曲领域: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木管弦乐七重奏、古筝独奏、古筝协奏、民乐三重奏、钢琴与乐队作品、纳西风格管弦乐组曲、音乐剧、歌剧音乐和交响乐作品等。

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多个音乐会及音乐节上演,均有良好的反响。他与好朋友和同事、中央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博士谢鹏合作的《柏坡交响合唱》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外,他还为多部影视作品作曲,主要有《绝对隐私》《七日》《一米阳光》《一世情缘》《奶娘》《决战黎明》《大侦探》《戚继光》等。

由他创作音乐的汶川抗震救灾电视剧《震撼世界的七日》获电视剧飞天奖特别奖。不难看出,在创作的体裁及创作方式等方面,杜咏的身上有着杜鸣心的“影子”存在。

说杜咏的“家门”也是他的“师门”,不仅是为了说明杜咏从事作曲事业的“出处”,更是希望反映出这位年轻作曲家诸多成长经历与这样的“家门”之间的深层次关系。虽然出身作曲世家,有着便利的音乐熏陶和学习环境,但父亲始终是座“高山”,在杜咏的艺术经历及其思想观念中,我们看到了他面对“高山”时的种种反应。

和很多艺术家的后代一样,不管他多么优秀,多么成功,人们总会将其与父辈们相提并论,杜咏也不例外。别人介绍杜咏时,总要补充一句“这是杜鸣心的儿子”。

对此,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无奈”,但是他更多的是在“仰望”父亲,肯定父亲的地位和为人处事的态度。他说父亲为人低调,意志坚定,不为名利所动,有着一个健康、乐观、和蔼、谦逊的心态,是他的榜样。

“鲍家街43号” 

“鲍家街43号”,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地址,不过,作为一支摇滚乐队,它对于众多70后、80后喜欢摇滚的青年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它的母校。它是中国第一支具有较高音乐专业水准的“学院派”摇滚乐队,不仅有主唱汪峰,也有作为键盘手和乐队作曲的杜咏。

虽然没有机会穿越回历史的现场,去感受“鲍家街43号”的每一场摇滚狂欢,但是我依然能够从书架里保留着的专辑中体会到他们曾经的“辉煌”:1994年5月,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作,成功地担当了话剧《浮士德》的全部音乐创作及配乐演奏;此后三年间,参加各种规模演出数百场,很快成为北京新音乐生活中相当耀眼的一支主力军;1996年11月,鲍家街43号乐队与北京京文音像公司正式签定三张专辑的发行合约,经过半年的录音制作,首张专辑《鲍家街43号》于1997年5月出版;《晚安北京》《小鸟》《李建国》《追梦》等作品,让这支科班出身的乐队火遍了音乐圈。

鲍家街43号——《小鸟》

也许,从事摇滚,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因为每个人都有“迷茫”。这种“迷茫”来自对社会、生活、人生和自我的思考,而摇滚,则是他们的释放之所,是找到真我之所。杜咏的“迷茫”来自于他对自己身份的思考,对作曲“命运”的思考,即同样学习作曲的他,如何摆脱“杜鸣心”的影子,找到独立的自我,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其他人绑架,“上学那会儿,我并没有觉得因为自己是杜鸣心的儿子,所以我必须达到什么地步,我没有活得那么累,我的命运不应该拿另外一个人的标准去衡量,即便那是自己的老爸”。或许,这是他选择了加入“鲍家街43号”乐队的原因之一,他选择了在另一个音乐世界里摸爬滚打。 

应该说,六年的摇滚生涯,在杜咏的艺术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让他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为我们观察这位青年作曲家的音乐观、人生观及“自我身份”的认同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视角。我问杜咏,离开了做摇滚时那种明星般的音乐状态,目前的生活和创作会不会显得过于简单、寂寞了?他说,从创作上讲,这两个问题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自己2000年就离开了“摇滚”,但是“摇滚”是他永远的记忆,给他带来了受益终生的影响:他对摇滚音乐如爵士、布鲁斯、R&B、Funky等类型的音乐特征、作曲手法烂熟于心,现在依然能够随手在钢琴上弹奏出不同风格的摇滚乐曲,并且或多或少地化用到自己的现代音乐创作中;更重要的是,摇滚的“繁华”过往,使他的人生观、音乐观和作曲理念等也都经历了一场洗礼,得到了升华,他体会到保持着一颗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心态的意义所在。

创作与身份的“回归”

时间会改变一切,年龄的增长使杜咏需要直面事业、生活、家庭和父亲,承担起作为作曲家、儿子及父亲的多重责任。

杜咏早期的创作主要偏重于西洋管弦乐作品,民乐的作品较少。但是,从2005年的《无境》到当下的委约作品《桃花源》,似乎能够看到他在作品创作上的风格转向。他说:“《桃花源》是以魏晋名士陶渊明《桃花源记》为母体创作的音乐作品,它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千百年来让人们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与寄托。

全曲分为‘误入’‘怡然’和‘归去’三个部分,音乐的风格保留了民族音乐中旋律性的美感与二胡的特点。熟悉桃花源故事的听众,能够很容易地从音乐中听懂它的故事和意境,体会到魏晋士人的艺术行为、审美取向及对美好‘意境’的塑造,而专业人士能听得到作品中包含的技术、结构、配器以及张力、层次和旋律等内容。

”“意象∙净土”的主题与他平时的创作风格不谋而合,而这样的题材也正是他的兴趣所在:具有深刻‘意境’的、能够让人思考的作品,爱情也好,希望也好,总之,是能够表现人内心感觉的音乐。

“意象·净土”系列专访之杜咏浅谈《桃花源》

杜咏说自己希望创作更多中国民族的作品,“希望以《桃花源》的创作为突破口,让业内及观众知道杜咏不但能够写影视作品、西方管弦乐作品,同样也能胜任民族管弦乐的写作”。对于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他也有新的表述:“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充满创新、革新甚至是颠覆的时代,若没有一些所谓的新的音色、技术与技巧甚至是矛盾冲突,只有旋律的作品是无法站稳脚跟的。

民族管弦乐新作品的创作也是如此,最好能够把中国的传统与西方有机地结合,慢板表现的中国唯美的思想与快板表现的西方现代派思想融合在一起。”在音乐观念上,他与作曲家刘长远基本一致:中国作曲家应该为自己的民族创作出优秀的、能代表中国音乐风格的作品。

杜咏的民族管弦乐创作,将中国民族器乐的诸多元素提炼出合乎当下的音乐语汇,与西方作曲语法相结合,并将个人的体验与理解融于其中。“在我的创作中,慢板可以让人听着特别感动,快板中又有对西方作曲技术的吸收。”于是,在他的作品中,传统与当代、自我与世界、理想与现实的对话与并置,交织着存在,这不仅是个人化的精神浮现,也是更多同时代作曲家的共同特征。

他塑造的“意境”,在音乐叙事上富有人文的思考和真诚的情感表达,体现着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突显了中国传统乐器特有的韵味和意蕴,能让听众产生灵动的中国山水画的意象。

显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杜咏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当代性表达及世界话语的探索方面,要比处于“思想解放、西学东渐”时代的父辈们对西方作曲技法的理解和运用,走得更深、更远。

如果说从西洋管弦乐到民族管弦乐是杜咏由年龄增长引发的创作观念的变化,那么他最终从“摇滚青年”回归专业作曲领域,则是内心对“作曲”事业的热爱,是对父亲的重新审视和对自己身份的重新定位。他说,父亲永远是他非常崇敬的人,他一直希望做出成绩来证明自己不愧为杜鸣心的儿子。既然无法超越,那就坦然面对,也许做好自己的事业,同样是对自我价值的“证明”吧。

杜咏说,他想在2017年之前,写一首西方管弦乐协奏曲献给父亲,曲目大约为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主要内容是讲父亲的一生,观众听到这部作品就会想到杜鸣心。“把这部作品献给他,是想让他觉得有我这个儿子——不管我将来能不能出名,他能感到自豪就够了。”

(本文刊登于《音乐爱好者》201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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