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宁杰现在怎么样 参加《变形计》的孩子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2003年,李泓荔想做一档节目,让农村姑娘和白领丽人互换,以尝试“阶层的互动和流动”。

2005年底,李泓荔被派去英国进修。她惊讶地发现,第四频道《Wife Swap》的制片人斯蒂芬· 兰伯特早就实现了她的创意。“阶层互换”已成了西方国家常见的模式。

回国后,李泓荔立即着手准备。2006年9月,节目开播,名字是:“变形计”。卡夫卡的《变形记》讲的是人变成甲虫的故事,而《变形计》的口号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影像版”。

一般的真人秀,看点在于特定情境下的戏剧性,但《变形计》野心更大。它不仅要讲述,还要介入。通过回访,我们更是发现节目未必真实,现实更加魔幻。

施宁杰是《变形计》中典型的城市主人公。他家境富裕、单亲,从幼儿园开始寄宿,在有限的回家时间里,爸妈总在吵架,最终离婚。15岁时,他第一次去夜总会,是爸爸带他去的,“主要是因为我帮我爸分析很多事情,比如哪个女人比较舒服这些。我爸爸只有这方面跟我不会吵架。”

2011年,他由于各种违反纪律校规,被杭州的学校开除,到南昌和妈妈生活。妈妈经营酒店,工作繁忙,半年都没时间陪他两三次。

他在报名时想法很简单,“上这个就变明星了吧?”12岁时,施宁杰就跟妈妈阐明了自己的价值观:读书没有用,他要当明星——“轻松、娱乐、赚钱、被崇拜”。

王红林是典型的《变形计》农村主人公。父母离婚,她和年迈的奶奶、瘫痪的大伯相依为命。1996年,20岁的王多权为了挣钱结婚,去山西挖煤遭遇矿难,半身瘫痪,未婚妻嫁给了弟弟。2012年,瘫痪半生的王多权被媒体报道,进入《变形计》节目组视野。

这是《变形计》里最常见的故事类型——城市少年桀骜不驯,农村孩子坚强不屈。

他们来自中国阶层结构中的两个极端。施宁杰的妈妈名下有一栋酒店,酒店旁的加油站和土地都是她的资产,而王红林家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万块钱。在社科院为我国划分的十个阶层和五个社会等级里,施宁杰属于最上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王红林属于最底层的“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

“阶层”的概念在《变形计》里至关重要。

施宁杰和王红林第一次见面准备的见面礼,展示秘密社会的存在:施宁杰的礼物是鲜花和玩具熊,王红林则带了一大箱核桃,体现了完全不同的马斯洛需求层次。

在人物出场介绍里,施宁杰的镜头伴随着飙车、泡吧、通宵打游戏、睡懒觉,为了要钱闯进会议室翻妈妈的提包,带朋友在酒楼胡吃海喝,对着所有能反光的镜面拨弄发型耍帅,做瘦脸操。

王红林面对的生活却很沉重:3岁时,爸妈离婚;不久,爸爸外出打工;长期卧床的大伯数度想过自杀;节目开拍前,爷爷去世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王红林年过六旬的奶奶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大伯只能躺在床上绣十字绣、纳鞋底补贴家用。

所以,当王红林出场时,她的镜头是洗衣、做饭、扫地,思念并怨恨母亲。和施宁杰相比,9岁的王红林身上看不到**和爱好。

让社会阶层两端的孩子互换,这也是《变形计》的基本形式,这种反差将为节目带来冲突和张力。

但把养尊处优的孩子送到另一个极端家庭去是否有积极作用,坊间一直存有争议;而《变形计》隐含的逻辑是:农村是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存在,有净化心灵的作用;贫穷和艰苦能够孕育坚强不屈的精神,城市少年来到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的互换之后,灵魂会得到拯救。

总导演蒋良不信服这套逻辑。他不认为把施宁杰送去王红林家有什么意义,“这个家庭陷在绝望里面,他们自己都拯救不了,怎么去拯救一个城市小孩?”他认为“苦难孕育美德”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指着照片上王红林的脸说:“这种贫穷、被苦难压榨的生活,造成的心态是扭曲的;这一家人这么悲苦,这种家庭的苦闷和怨气,肯定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小孩。”

在节目的画外音里,八仙镇被描述为“山纯水美”。但为了体现反差,变形的地点偏远和落后才是最重要的。

施宁杰一路上吓得不轻。“那盘山公路!往山上绕,车这边绕过去的时候,车轮半个都在外面,几千米高,一下去人就没了,没护栏的,一绕我就**儿一阵收缩!”

在八仙镇下车已是傍晚。他提着行李穿过泥泞小路,走到王红林奶奶位于狮坪村九组的家时,天已经全黑了。那是一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土坯房,连厨房一共8间屋子。施宁匆忙吃完饭就开始参观这个新家。他跑去猪圈看猪,在院子的地上写字,在灯下对着飞蛾挥舞扫帚。很快他就游览完毕,回到床边。**惯了锦衣华服的他捏捏刚铺好的被窝,有点儿潮。他跟编导说,要不不拍了,回去吧。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施宁杰就只有一个念头,“回家”。罢拍成了他和节目组随时会爆发的矛盾。

为了让懒散的施宁杰配合拍摄,节目组不得不斗智斗勇:为了不让他逃跑,骗他山里有冤魂;为了防止他耍赖,声称蒋良是特种兵退伍,发起脾气来不得了;为了让他参加学校的运动会,进行利诱,跑出名次奖两包烟,跑第一名奖三包。

在节目组的要求下,施宁杰完成了一些任务,比如看望因挖煤而残废的村邻。这些人悲惨的命运也许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唏嘘不已,但施宁杰兴味索然,他的印象是,“每个人家里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苦。你去那里看不到希望,就是这种感觉”。

直到节目拍完,施宁杰都没**惯农村生活,更谈不上融入。干农活时,他怕弄脏鞋,把化肥全撒在了菜叶上;砍柴时,他笨拙地从小坡上滚下来;去学校时,他打着耳钉、戴着项链和戒指,穿着豹纹哈伦裤,鞋上还套着塑料袋。他像个游客一样待在这里,当地人也稀奇地看着他。

《变形计》节目设定里的那种“远山深处的力量”,在施宁杰身上丝毫没有产生作用。虽然和王红林互换了舞台,但他仍然紧攥着之前的剧本,这份剧本是随他的阶层与生俱来的。王红林在家要喂猪、做饭、做家务,这些施宁杰一样都做不来,他也没有兴趣去学;他和大伯、奶奶,以及这个镇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聊不到一起去,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问施宁杰,那么,你在八仙镇最大的感悟是什么?他想了想回答,“投胎投得还不错。”

由于要体现先抑后扬的“变形曲线”,城里小孩的闯祸部分往往是节目最刺激的时刻,这一段施宁杰完成得尤为精彩。

从节目画面上看,那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施宁杰先是在屋里转来转去,看上去在憋着气,突然,他一脚踢飞了小凳,踹烂了桌子,最后找来一个锤子,“乒乒乓乓”,把家里的桌椅挨个儿砸了个稀巴烂。

“这都是节目组逼的。”施宁杰说,有一天节目组要求他给王多权洗头。王红林在家时,这是她的工作之一。“我就随便说了句,我不想洗。他们就很多人跟我讲,‘你不洗,这辈子就回不去了,你就在重山的包围当中等死吧’。我去吃东西,‘不准吃,因为你没给他洗头’,我打电话,‘没信号’,总之就是很贱的那种。不停地挑衅,无限地刺激。‘对,怎么样,我们人多,你怎么样,你生气呀,你生气,你生气也没有用’,这样来挑逗我。”

王多权证实了施宁杰的表述。他当时躺在床上看着这一切发生。施宁杰本就迫切想要回家,在刺激下,烦躁不安的他爆发了。

打工也是《变形计》的一个传统内容。在节目组的安排下,施宁杰也走上街头寻找打工机会。他在一条街上邂逅了一个煤矿老板,当天就下了矿井,并靠挖煤挣到了50块钱,加上当掉手机的钱,施宁杰给王多权一家买了套新的桌椅。故事不仅感人,并且充满了救赎感——当初王多权就是因为下矿井才残废的。

可这一切并不是施宁杰主动的选择——“他们把我带到那条街,说今天就在这条街找吧。我一个一个问过去,一开始惨遭拒绝,我就回去说不要我;节目组说你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再问一个,还是不要我;‘再往那边走点儿’,我就一直走到一个洗车厂。在那儿洗车的煤矿老板开始跟我搭话了。我正奇怪,接着他就同意我去挖煤了。”

挖煤这份工作显然并不适合四体不勤的施宁杰。他下到矿井后,铲了四五下就没了力气,煤车虽然还见着底儿,但节目的素材已经足够,于是蒋良亲自上场,帮施宁杰把剩下的煤铲了进去。

变形就此完成了一大半,挖了煤以后的施宁杰仿佛一夜长大,在节目里再也见不到以前飞扬跋扈的样子。

和节目组待了半个月后,施宁杰总结了一个经验:“节目组要你坏的时候,他就会刺激你,激怒你;要你好的时候,你就看到导演们焕然一新了,‘我觉得你今天非常棒’,‘你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举动’,‘你要做一个好人’,这样不停灌输。”

节目播出对王家的一个影响是,王多权迅速掌握了微博、知乎等 SNS 的使用方法。他发了很多帖子,在网上愤怒地声讨节目组:“这一期的节目里有太多虚假的演绎,各种设计、编排,甚至拍摄过程中很多对孩子过分不合理的要求。为了所谓的正能量你们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

所谓造假,是一件关于洗脚的小事。

与施宁杰不同,王红林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她成了南昌市一所私立学校的五年级学生。不过,这和施宁杰的世界毫无关系。施宁杰没有在这所学校读过,而施妈妈如往常一样工作繁忙,没有去学校看望过她。

一天中午,吃完中饭的王红林正在午睡,突然被节目组叫醒。原来,为了体现关爱的环境,节目组安排了一位男孩子帮她洗脚。王红林当时没在意,但两年后她发现,节目播出后网上对她骂声一片——“娇气”、“没有公主命却有公主病”。

甚至《变形计》官方出版的书籍也这样记录:“来到城市后,王红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变得娇气了!她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颐指气使,还让他给自己洗脚。”更让王多权难以接受的,是节目组真的把王红林的母亲请到了南昌。

这也是整期节目煽情的顶峰。那是“六一”儿童节前的一个周末,王红林和同学在公园游玩时,发现亲生妈妈迎面走来,旁边是摄像机。王红林出生后没见过妈妈几次,一下慌了。母女俩上演了一出追逐、哭闹、拒绝,最后抱在一起互相原谅的亲情大戏。王红林说,在这个过程中,节目组一直在劝她原谅母亲,不然就不让她回去。

王红林的母女关系,是王家最不愿意提及的伤疤。王红林的妈妈曾是王多权的未婚妻,这个女人对王多权意味着难以言说的痛楚;从王家的家庭格局来看,王红林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因此她和母亲的关系对王家极为敏感。

王多权一直拒绝节目组让王红林母女见面的提议,但这一幕最后还是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发生了。

在节目里,这一幕又由于王红林母亲成行的一波三折而显得尤为感人——为了让王红林的妈妈去看望女儿,施宁杰去劝过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不仅王红林的妈妈不同意,王多权也不同意;两人争来争去,王多权还哭了起来。

在播出的节目里,施宁杰砸桌椅那段被剪辑在他和王多权的争论之后,画外音是:“这个在生活中一直顺风顺水、总是能心想事成的富二代,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好心,怎么老是碰壁。”

如此一来,王红林妈妈的探望之旅作为主线剧情就显得更为难得,也有机地把施宁杰和王红林两条线绑在了一起。不仅王红林得以母女团圆,施宁杰也做了件**之美的好事。

王多权告诉我,面对“公主病”的吐槽和大众对“母女亲情”的消费,王红林几乎崩溃了,整个人陷入了抑郁情绪。他在网络上写道,“湖南卫视的节目已深深地伤害到了孩子,《变形计》栏目组,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类似的情况,施宁杰遇到的更多。

“《变形计》的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一定是非常煽情的,非常催泪的,这是我们节目的标准。我们就是抓住了农村善良、感人的力量。”李哲认为这种情绪释放的作用很有意义,是节目安身立命之本。

节目的逻辑是,农村善良、感人的力量不仅能感动观众,还能感动城市来的那些孩子,帮他们完成变形。但王多权觉得,这种感动和正能量是建立在王红林的委屈之上的。她和王红林更想不清的是,王红林在节目里处处表现着坚强与懂事,本该与施宁杰的叛逆形成鲜明对比,现在怎么还成了反面角色呢?

真人秀节目有一个理论:参与者的表现越本色,就越会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而在所有的“本色”里,叛逆是最受欢迎的那一种。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孩子参加这个节目很不利。因为大众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农村孩子的本色应该是淳朴和善良。但事实上,娇气、贪玩才是一切孩子的天性,一旦农村孩子在城市舒适的环境中解放这些天性,他们就会遭到大众的指责,似乎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本色”。

而城里孩子尽管个个像古惑仔一样吊儿郎当,观众也觉得理所当然。他们只要偶尔表现出一些闪光点,就会被视作是巨大的改变。

因此,施宁杰和王红林虽然临时更换了舞台,他们与生俱来的身份从未真正改变。《变形计》虽然号称“新生态纪录片”,但本质上还是真人秀。纪录片的逻辑是生活逻辑,真人秀的逻辑是戏剧逻辑。为了戏剧逻辑,节目组必须对环境进行干预,给参与者设计任务。正是一个个任务导致了《变形计》冲突频发。

事实上,不仅《变形计》里短短的山村之行无法改变他们,那些更为坚硬的社会规则也顽固地阻止他们改变。

2012年6月,拍完节目后,施宁杰去了北京读音乐学校,一年后中途退学。为了让儿子改掉懒散的毛病,妈妈送他去南京军区当兵。不到一年半,施宁杰提前退伍。

我问施宁杰,变形后3年过去,自己有什么变化。他说,行为还是非常幼稚,但想法肯定成熟了一点儿。

我问哪个地方成熟了一点儿?

他说,我上《变形计》的时候觉得奥迪 TT 和宝马不错,但是到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法拉利和兰博基尼。这是一个变化。可能这两个车更适合我一点儿,这是单纯的想法。

“但是现在又有改变了,我现在觉得法拉利更好一点儿,虽然兰博基尼要比法拉利贵一点儿,但我跟我妈讲,我说我想买红色法拉利458,为什么?法拉,贵人拉我一把,利,事事顺利。我妈说好,就法拉利,她很信这个东西。”

2015年4月,施宁杰自己写了个故事大纲,问妈妈要了30万,从上海请来导演,召集了一些小伙伴,拍起了电影。电影名字叫《朋友圈》。施宁杰在戏里扮演一名富二代,人称施少爷;廖洪毅则扮演一名官二代,外号廖公子。

电影的主要拍摄地点就在他妈妈那栋酒店里,看上去这更像一场盛宴。他们在房间里联机玩《英雄联盟》、在酒店的楼道里撕名牌,所有的小演员都抽烟。他们一高兴就唱唱歌,跳跳舞。余下还有时间,就拍电影。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电影杀青。5月25日晚,施宁杰带着一班小伙伴去 KTV 开庆功宴。这真是我见过的最无忧无虑、不用担心前途的一班年轻人。喝到微醺时,施宁杰招呼大家玩骰子,“来!左右左右~ 摇动你的手,你的生命就掌握在你的手中。”那是一种对命运毫不担心时的轻松嗓音。

施宁杰并不是《变形计》里唯一想当明星的主人公。有人发现,许多参加《变形计》的城市主人公仍然处于辍学状态,但大多数人都因为参加节目而有了一条新的出路——当明星。

相较之下,农村主人公并不懂得经营自己的名声。《山呼海唤》的农村主人公阿吉尽管主演了电影《滚拉拉的枪》,还去柏林电影节走了红毯,但他似乎没有抓住成名的机会,微博的粉丝不到一千个。2011年,初中毕业的阿吉去深圳打工至今,月薪两千。面对媒体,阿吉曾说,他不过是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与施宁杰分开几天后,我见到了王红林。节目播出后,王红林得到了“芒果V基金”的援助,一年半来,共获得五千元资助。这项援助将一直持续到王红林大学毕业。

我在八仙镇找到王红林和大伯在镇上的租处时,她还没有放学。那是一个两间屋的房子,没有洗手间,厨房搭在阳台上,楼下是穿流而过的岚河。屋前是省道,卡车不时开过,对话不得不陡然提高音量。王多权笑着喊:“便宜,一年2000 !”租在这里是为了方便王红林读书。但很难讲是王多权在照顾王红林,还是王红林在照顾王多权。由于长年卧床,王多权的臀部长了俩碗口大的褥疮,溃烂已快蔓延到腰部。

不一会儿,王红林放学回家了。和电视里的她相比,她长高了,皮肤黝黑,胳膊壮实,脸上脱去了一些稚气。冲我笑了一下后,开始像个陀螺一样转了起来,烧水、洗衣服、洗土豆、给大伯上药。和施宁杰相处一段时间,再去看王红林的动作,就跟看电影快进一样。

王红林笑得不多,并且有着明显的特点:嘴角上翘,眉头却不舒展,略呈八字形。3年来,她的生活没有变化,一直和奶奶、大伯生活在一起。这一家人的神情也越来越一致。

最开始,我以为王红林碰到了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家庭,“愁苦”不是一种表情,而是命运烙上去的符号。你可以在大伯和奶奶的脸上轻易找到它,它也渐渐在王红林的脸上显现。我总是要提醒自己眼前这个小女孩只有11岁,才能从她那和年龄不称的愁苦表情中回过神来。

王红林正要进入青春期,她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而上了电视后,在八仙镇这个3万人的小地方,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的“娇气”。聊着聊着,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声音也小下去,最后只剩下沉默。接着我就看到她的眉头拧在一起,嘴噘起来。

我在她书桌前的墙壁上看到用黑色墨迹写的一串英文单词——“TFBOYS”。等她进屋时,我试探性地和她聊起了这个少年组合。

我表示我只听过这个组合一首歌的副歌,并且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立即说出歌名并马上唱了起来。接着,她向我介绍 TFBOYS 的种种事迹,强调了组合中3位男孩的努力与勤奋。她和班上的同学们排练了《信仰之名》,准备参加学校的活动,但是没有通过预选。

正当我渐渐放松下来时,王红林像惊醒般停下问,“叔叔,你不会把这些写进报道里去吧?”

我问她,这有什么问题吗?她旋即又切回了往常的神态。在短暂的沉默后,她说,“别人会说,你一个农村的,什么什么……”她的声音低沉下去。很快我又看到了她低垂的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