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朝旭学历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回忆23年前参加辩论会经历

中新网11月29日电 23年前,北大学生马朝旭前往新加坡参加首届亚洲大专辩论会,夺下“全场最佳辩手”桂冠。如今,这名少年老成、辩才超群的“马同学”,已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刊出对马朝旭的专访,回忆起当年的点滴见闻,他深有感触地说,“有规则的辩论,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

1986年,马朝旭23岁,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有一天突然被学校告知,要组队远赴新加坡参加“亚洲大专辩论会”。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对外的大门打开时间还不长。虽说要到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北大师生们对于“辩论”到底是什么全然不知,只能通过研究新加坡广播局邮寄到北京的比赛章程、录像带,琢磨如何准备比赛。

许多3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大概都记得当年大专辩论会的盛况,北大辩手的风采与深厚学识令人折服。殊不知原来他们事前已厉兵秣马多时,通过准备辩论,“等于当了一次研究生。”马朝旭说,“当时我们没有电视,要专门到电教室看。看了录像后,对辩论会有所了解,但对如何参加比赛还是完全没有概念。于是我们就设计了一整套课程,根据预先知道的两个辩题进行深入学习,由北大老师讲课。”

那一年,中国与外界的发展水平差距极大,中国人均GDP才900多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才21亿美元。“印象太深刻了,我们这些人都是第一次出国门,有些人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很快就到了新加坡。”马朝旭说。从当时乘坐飞机的型号(波音767),到樟宜机场接机人员的队伍,隔天到小贩中心吃海南鸡饭,以及在当地一周时间所参观游览的地点,住过的酒店,他都历历在目。

马朝旭也有说不完的小故事。当年他们搭飞机来新加坡的途中,同机一名新加坡老先生听说中国大学生到新加坡交流,特别兴奋,相谈甚欢。没想到,马朝旭他们抵达新加坡一两天后,老先生送了一篮红毛丹到他们下榻的酒店,让他们第一次品尝到红毛丹的味道。他更清楚记得,临走前一晚各校学生联谊,为祝贺北大夺冠,他们把获得“最佳辩手”的马朝旭连人带西装丢进酒店游泳池里。

1980年代,不论是辩论会的主办方或参与者,大家都没有利益考虑,双方诚挚交往,反而产生润物细无声的深远影响。马朝旭说:“亚洲大专辩论会完全是一个文化的交流,是两国青年的聚会,意义远远超过一次辩论。再有一点我非常高兴也很自豪的,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把辩论带到了中国。”

马朝旭回忆说,当时主办方非常周到,临走时在机场送给他们一盘比赛录像。后来,“中央电视台就找到我们。电视台的人问:‘听说你们去辩论,有没有什么资料?’我们把录像带给他,当天晚上就播出了。”他还清楚地记得,央视是在晚上10点半的冷门时间播出比赛实况,没想到引起全国关注,后来重播好几次,在中国大学里开启了一股辩论风气。

时至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还能搜到不少当年辩论会相关资料,包括每届比赛的盘点,当年的辩词实录等。

一夜成名的马朝旭,无意中成了辩论在中国的形象代言人。他后来到北京电视台主持过多场辩论会,并被当年《半月谈》杂志评选为年度十大新闻人物之一。他与队友还出版了一本书《辩论和我们》,描述了北大辩论队在新加坡的整个行程,又把比赛规章附在书里。该章程成了中国大学生组织辩论的基础,中国以后的辩论基本上都沿用这个模式进行。

后来,亚洲大专辩论会更名为国际大专辩论会,并于1993年再掀高潮。一个小小的火花,可以在中国产生长久的影响,这与中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文化需要大有关系。马朝旭说:“有规则的辩论,是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那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还在探索,除了经济上的探索以外,其他领域也在探索,青年人要探索,用什么方式呢?”

由新加坡引介到中国的辩论,充当了大学生进行思想碰撞的形式工具。之前,大学生有演讲活动,但那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交流,带有主从关系的特点。互动式、平等的,强调相互尊重、以理服人的公开讨论与辩论形式在中国的展开,是受到新加坡的影响。

2009年2月,戴金丝边眼镜、身着深色西装、蓝色领带的马朝旭站在发布台上,十几个问题一气呵成,完成了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首次亮相。但提及辩论经历,已从事多年外交工作的他不愿多谈,只强调“发布会不是辩论会”。直到此次接受专访,马朝旭才首次在媒体上公开忆述这段经历。“20多年来,我跑了近百个国家,就是这段事记得极其清晰,大家都非常透明,朴素,真诚,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个记忆是永远抹不掉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