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李崇善 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

《生死绝恋——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以李立三、李莎两人的感情生活为主要背景,描写了他们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组成一个国际家庭所经历的坎坷和磨难,以及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所折射出的这一小家庭五味杂陈的现实生活。书稿尤其生动刻画了李莎这一位伟大的俄罗斯女性对李立三忠贞不渝的爱情。

李立三慧眼识珠

李莎是怎样结识李立三的呢?说来也是有缘。她虽然生活在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李立三这个名字却早就印在脑海中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她还系着红领巾上小学时,就很关心世界革命形势,也很爱看画报上的图片。

有一次翻开一本画报,不知为什么立即注意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大型群众集会,台上站着一个穿长袍、身材高大的人。他很有魄力,满怀激情地伸出手,慷慨陈词。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这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次工人集会,演讲者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李立三——李莎记住了这个名字。

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困难,上不起中学,李莎考入了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学校半工半读。1931年,17岁的她毕业,便自愿报名去苏联远东工作(类似中国的“支边”),分配到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版社搞版面设计,并担任出版社共青团支部书记。

由于工作出色,李莎曾荣获一枚劳动奖章。有一天,校对一本政治小册子时,李莎被题名吓了一大跳。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她赶快核对原作,发现原名应为《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

因排字有误,差一点酿成政治错误。那么“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她带着这些问题找老编辑,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前不久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共产国际正对他进行批评。想起来了!就是画报上那个五卅时期的李立三!她那天真少女的想象力给她刻画出一幅白发苍苍、前额布满皱纹的老者形象。担任中国共产党要职,又犯了这么大错误的人,肯定是这个样子!

两年以后,李莎(当时名叫丽扎)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出版社工作,同时就读夜校,准备报考大学。1933年秋,她和女友柯拉娃去看望远东时期的好友萨尔达(时任共产国际英语翻译)。萨尔达的爱人杨松,原名吴绍宜,1907年出生在中国的湖北省,1927年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起名为尼古拉·瓦西列夫。

1931年-1933年,他在苏联远东工作时,与萨尔达结婚。1933年,他们一起调到共产国际工作。丽扎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刚19岁的少女,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

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天的偶然机遇却改变了她的整个命运,使她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女友萨尔达家里,她们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男青年,正在同杨松交谈。

他高高的个子,蓬松的黑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热情的大眼睛炯炯发光。“这是李明同志”,萨尔达向她们介绍说。她们三个女友凑到一起,唧唧喳喳地聊起天来,李明却坐在一边很少说话。可能是因为他的俄语不够流利,不便插嘴,也可能是悄悄地在观察着她们。

后来萨尔达才透露,她当初的用意是想把柯拉娃介绍给李明。柯拉娃是个相貌出众的俄罗斯少女——清秀端庄,碧绿色的大眼睛深沉、迷人。但不知为什么,李明没有看中柯拉娃,对丽扎却一见钟情,觉得她不仅外貌美艳动人,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有一种聪慧、坚毅的性格。

见过面之后,李明心里就放不下她,总是寻找机会,同她见面。“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经意间,丽扎却成了李明追求的对象。

于是,杨松、萨尔达、柯拉娃和她,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经常与李明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旅游划船。可能因为她很年轻,留下的都是这些快活、轻松的回忆,至于李明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她并没有太在意。

似曾相见不相识

1934年秋天,丽扎和柯拉娃听说李明搬了家,就顺便去看看他,发现满屋狼藉,他正在收拾行李。丽扎问他去哪儿?他说:“去黑海休养。”丽扎将信将疑,知道此时已不是去海滨避暑的季节,她又注意到准备装箱的一双高腰皮靴。

这种靴子适合在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到黑海浴场怎么能穿呢?丽扎和柯拉娃心照不宣地相互看了看,但是,她们还是向李明道别,祝愿他假期愉快。她们心里却已断定: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内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她们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

李明走后,丽扎才弄清他的真名,还是那些远东的朋友们偶然说出来的。有一次,女友们谈天,有人提起李立三,说好久没有看见他了。丽扎听到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个犯过“左”倾冒险错误的人。他怎么会到莫斯科来?朋友们哈哈大笑说:“你也认识他的呀!

”“我怎么会认识李立三?”丽扎更加感到费解。“哎呀,我的乖乖!李明就是李立三。”此时她才恍然大悟:李立三原来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而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当时虽然已经三十四五岁,看上去却像20多岁。

李明的年轻精干,李立三的大有作为,在她的心里合并成一个人的时候,丽扎心动了。她时常想,他这种待人和蔼、谦虚可敬的人,竟会是机会主义分子,也需要反对吗?这些问题丽扎当时心里怎么也想不通,经常翻来覆去地寻思。可惜的是,李明也罢,李立三也罢,他已经消失了,如石沉大海,她以为从此再也见不着他了。

一年过去了。丽扎边工作、边学习,一心想考进大学。1935年夏,她从工农夜校毕业,报考地质勘探专业。正在埋头准备考试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丽扎拿起话筒,听到一声熟悉的中国湖南口音:“请找丽扎。”“你是李明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感到惊奇,因为按照惯例,一个外国共产党员回国,不可能这么快返回莫斯科来。李立三含糊其辞,没有说明他是从哪里来的。

多年以后丽扎才得知,那次他是去阿拉木图执行重要任务的,在靠近中国边疆的地方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往来。当时白区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上海的地下电台停止了工作。

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随军电台在敌人轰炸中也被毁坏,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恢复联络是当务之急。在李立三的领导下,曾指派阎红彦和“七人小组”两批人先后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26军建立联系,还制定了与红26军联络后、进而寻找长征途中红军主力的计划,但因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未能成功。

李立三提出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建议,共产国际也没有批准。最后,还是由刘长胜和林育英(林彪堂兄)带着李立三亲自编写的密码,克服种种困难回国,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李立三于1935年6月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到共产国际下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任中文部部长,同时担任中共在国外出版发行《救国时报》主编,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就首先在《救国时报》上编发。

1935年,丽扎与李立三开始单独约会了。

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李莎

一个初秋的季节里,久别重逢的李立三和丽扎,在莫斯科的小河上荡舟,两个人的身影,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做了一次畅怀的深谈。李立三把自己的经历,特别是政治上犯的错误,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李立三说:“我那时年轻,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那时,党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工人出身,缺乏文化理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不在国内;我是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到处演讲作报告,撰写文章,发号施令,结果犯了大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我深感痛心。我来莫斯科,就是向共产国际作检查的。”

这次交谈,使丽扎认识到李立三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个耿直爽朗的人。丽扎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好。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丽扎,进而使她爱上了他。李立三将丽扎送回家门口,丽扎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脉脉含情地回眸一笑,撩起裙子进了大门。李立三惊喜地接过这个悄悄送过来的爱情信号,激动不已。两个异国男女相爱了。

李立三很主动,天天下了班都想见到丽扎,经常给丽扎打电话。丽扎当时因数学没有考好,落榜了,心情不大愉快,李立三努力使她开心,约她出门看话剧、听音乐会。看话剧,丽扎担心他也看不懂。出乎意料,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欣赏契诃夫的《樱桃园》等剧作。这渐渐成了他们一致的爱好。

经过会面、交谈,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李立三陆陆续续地给她讲了一些参加革命的故事: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参加筹备和领导南昌起义等等,这些非凡的经历在丽扎的心目中带有传奇的色彩。

她特别欣赏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于过去所犯的错误,李立三也毫不隐讳。李立三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品德进一步打动着丽扎的心。当丽扎得知在莫斯科确实有不少人不敢接近他,连在列宁学校读书时与他相好的一个中国女性,也因受不了“同机会主义分子站到一起”这顶帽子,被迫和他分手,丽扎对李立三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李立三难免感到有些孤单。他常对丽扎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一些相识,该多好啊!”

说实话,丽扎虽和立三交上了朋友,但因年纪较轻,又准备上大学继续深造,起初并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李立三则毫无保留地向丽扎坦白了他在国内的三次婚姻。了解了李立三的几次婚姻情况之后,并没有影响丽扎对他的感情。她只担心他在苏联待不长,最后会撇下她一个人。但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李立三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作出了抉择,他要锲而不舍地追求丽扎。他那一往情深的追求,势不可当。于是,丽扎答应尽早地嫁给他。

几天之后,丽扎提着一小包衣物搬进“柳克斯”招待所,和李立三结婚了。婚礼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既没有伴娘,也没有牧师的赞美诗,只是十几位来宾向新郎新娘表示了祝福。陈云、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她的女儿独伊,还有欧阳新等中国同志,为丽扎和李立三带来了美好的祝愿。

房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西餐和中餐,西餐出自丽扎之手,中餐则是李立三的杰作。新婚燕尔,按照俄国人的传统习惯,女子必须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丈夫的姓氏,这样一来,她就应称为“叶丽莎薇塔·李”。李立三则根据“丽莎”的谐音,为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

王明、康生乘机陷害李立三

斯大林“镇反肃托”运动开始后,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捕风捉影,对李立三进行诬陷。要求解除李立三中共代表团成员、《救国时报》负责人等职务,引起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反对。王明、康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诬陷李立三的阴谋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就经过共产国际干部局于1937年9月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

据一些知情人讲,苏联内务部从那时起就对李立三开始秘密监视了。

王明、康生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1937年秋,王明、康生正准备回国,李立三也申请回国抗日。王明坚持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中共领导人”自居,打算在中国推行自己的一套路线。李立三在党内的资历远远超过王明,且历来与王明有矛盾,此时此刻放李立三回去,如同放虎归山,对王明非常不利。

要不让李立三回去,就必须找出新的问题来,因为李立三对过去的错误反复检查过好几年,已无法成为不准他回国的借口。公文包的丢失恰好给王明、康生提供了口实,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对王明、康生的诬陷,李立三坚持反驳,准备了一套书面材料及一块工作的人的旁证,递交共产国际监委会。监委会于1937年10月5日开会,认为干部局提出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指控证据不足,需重新调查再作结论。

11月间,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由王稼祥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同情李立三,支持他回国的要求。他于1938年2月初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信中写道:“李立三同志是‘立三路线’的推行者,在苏联工作期间也犯过一些错误。

但是考虑到他的革命资历和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我认为可以派他回中国担任工会工作。”季米特洛夫在信中立即批示同意,并对李立三回国要办的手续等细节作了一些具体安排。

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预定2月25日开会最后讨论,李立三的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恰在这时,苏联内务部根据王明、康生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等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抢先下手逮捕了李立三。

1938年2月23日凌晨,“当当”的敲门声把李莎和李立三从酣梦中惊醒。身穿军装、荷枪实弹的两个人闯进屋来,亮出逮捕证,然后翻箱倒柜地满屋进行搜查。“跟我们走!”对李立三的这一声吼叫使李莎肝肠寸断。李立三将瑞士手表交给她,换上一身最旧的衣服。他神色镇定,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李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请你把这些话一定转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

李立三被带走了。李莎强忍住眼里的泪水,第一件事就是把李立三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敲开隔壁中共代表陈潭秋的门。陈潭秋见脸无血色的李莎进来,大概已猜出她带来的消息凶多吉少。“李明被捕了。”李莎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说。“他要转告的话,我都记下来了。”说罢,李莎把纸条递到陈潭秋手里转身离去。

就在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管理员把李莎赶出大楼,勒令她搬进院内阴森、潮湿的一间小平房里。这是“肃反”中被捕人员家属的集体宿舍。她们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为了革命、为了寻求真理,跟随父母、丈夫或兄长来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现在又和苏联干部、百姓一道受无辜迫害之苦。李莎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同情她、安慰她的外国朋友。

监狱苦寻李立三

李立三被捕入狱的第二天,李莎向外国语师范学院团委报告了丈夫被捕的情况。几天后,外国语师范学院的团组织召开了规模很大的全体团员大会,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要李莎站稳立场,同丈夫划清阶级界线。

团委书记大声宣布:“基什金娜的丈夫、叛徒李明现被揭露是日本间谍、人民之敌,已被逮捕法办。现在让基什金娜上台表态:要团籍,还是要丈夫?”

会场里500多双眼睛齐刷刷地注视着她。过去,那些微笑和善意地望着她的眼睛,今天,大都变成了冷漠和轻蔑。李莎鼓起勇气向大会坚决表示:“李明还在审查之中,并没有作出结论。我长期和他在一起,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疑行为。

刚才对李明这种无端的指控,我不能接受。”这番话引起一片哗然。有人陆续上台批判李莎“丧失了阶级警惕性”,“为人民之敌涂脂抹粉,同流合污”等等。最后,大会表决开除李莎的团籍。她站起来把团证放在主席团的大桌上,挺着胸膛默默地走出了会场。

李立三受诬陷被捕入狱。李莎离开了共产国际干部宿舍“柳克斯”,同妈妈、哥哥、嫂子住在一起。一对恩爱的夫妻,一个美满的家庭被拆散了。

李立三被捕后,曾有些好心人劝李莎趁早与李立三分手,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组家庭。但是李莎和她的母亲、哥哥、嫂子都一致认为不能这样。李莎的妈妈说:“好人有难,不能背弃。”李莎说:“我了解立三,我一定要寻找他,全力以赴地解救他。”李莎开始了查找莫斯科的所有监狱、苦寻李立三下落的艰难历程。

李莎先打听到莫斯科市各个监狱的地址,到处询问查找。每逢星期天,她一清早就到监狱接待室门前,排在长长的队伍里边,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好不容易走到窗口满怀希望地拿出身份证查问,总听到粗暴的声音回答说:“没有这个人!

”然后“啪”的一声把身份证扔出来。就这样,她找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一直找不到李立三的踪影。特别是当她听到排队的人们议论说,内务部对于政治案件采取“三人小组”连审带判的办法,几分钟就能判处死刑或监护劳改。这些议论使人心惊胆寒,悲观失望。走出监狱后,李莎常在大街上徘徊到深夜,久久不能平息,但她心里总是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她:正义必将胜利,立三必定能回来。

俗话说:“上天有眼。”中国有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半年后的一天,李莎再一次来到塔岗卡监狱,习惯性地排队到窗口,这次她得到了意外的答复:李立三确实关在此地,但不能探监,可以每月送50卢布的生活补助费。

她兴奋不已,飞跑回家,心想,只要立三活着,我们定能见面!当时她生活上全靠学校每月发放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妈妈不得不给人家洗衣、做缝纫活儿。她们节衣缩食、变卖旧什物,每月给立三留够50卢布的生活费。

当李立三在狱中收到李莎送来的生活费时,激动得大哭了一场。李莎必须拼命地学习,保持全优的成绩。她知道,只要她的学习成绩出现一个“良”,她的助学金就会被取消,她和李立三的生活就会失去着落。

李莎每月送钱去监狱。后来,经过狱方的允许,她可以给李立三送些蔬菜来。每次探监前,她都要精心挑选一些胡萝卜、西红柿、洋葱等营养丰富的东西带给丈夫。尽管她每次来都见不到丈夫,尽管报纸上不断披露有关“反革命分子”被审讯、判决、枪毙的消息,尽管她周围有不少同学、朋友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但只要她送去的钱物没有被退回来,那就说明李立三还在,她的心就会得到暂时的慰藉。

每次去监狱,李莎都要穿得整整洁洁,希望有机会能和李立三相会。

一墙之隔,却见不到亲人,李莎不甘心!她继续向有关部门交涉,打听审讯情况。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才了解到,案件已由法院驳回进一步审查。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李立三确实曾被押上军事法庭审问。

在法庭上,李立三据理力驳,推翻了内务部对他的一切指控,并再次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和此次军事法庭对他的审判,指出这次审判的非法性。经过几次审讯和法庭辩论,军事法庭认为李立三犯罪的证据不足。

于是,把他又送回了内务部。这个消息使李莎备受鼓舞: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能进一步审查就说明有希望!何况时至1939年夏,“镇反肃托”高潮已过,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部长叶若夫被撤职,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作了“替罪羊”。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人,社会上的政治气氛已有所缓解。

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立三回家了

李莎耐心地等待着,期望李立三不久能回来。一天,门铃突然响起来。李莎心里一怔,这么晚了谁会来?她披衣下床,打开了房门。门外,站着内务部的一名军官。她心里一震,以为又是为李立三的案子来找麻烦。李莎厌恶地扫一眼军官,冷冷地问:“你找谁呀?有什么事?”军官并不计较她的冷淡态度,脸上堆着笑,上下打量着李莎,问:“您就是基什金娜同志吗?”李莎很久没有听到这样亲切的称呼了,疑惑地点点头。

军官依然笑着说:“今天是11月4日,再过三天就是十月革命节了,我给你带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礼物?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莎狐疑地小声问。军官闪开身,身后露出她日思夜想的李立三,她惊喜地喊起来,不顾一切地拥抱李立三,眼泪扑簌簌地洒落下来。李立三捧过李莎的脸,用手指揩去她脸上的泪。她看得清楚,李立三的眼眶里也滚动着晶莹的泪花。

李莎放开李立三,转过身,疯子似的,忘乎所以,冲着里屋大声地喊起来:“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是的,李立三实实在在地回来了,结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监狱生活。这是李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在李立三被释放出狱的第二天,李莎就急不可耐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国语师范学院的团委书记:“李明被宣告无罪释放了,他是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很高兴,他真诚地对李莎说:“是的,我也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对不起,让你受了委屈。”他郑重地把团证还给了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