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邓拓和他的家人

凤池学子1919年夏天,7岁的旭初进入福州市闽侯小学读书,学名邓子健。      闽侯小学在离“第一山房”不远的道山路口天皂岭附近,学校设有国文、手工、算学、体育等课程。

邓子健的国文、史地成绩特别好,教过他的国文教员、文天祥诗文研究者黄兰坡老人回忆说:“这个学生很聪颖,他在课堂上发问很好,爱动脑子,爱读一些爱国诗人的作品。”1919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辉煌的年代。

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掀开历史新的一页。福州是五四运动“闽案”的中心。福州的爱国学生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贴传单、游行集会,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八闽气象,为之一壮。”小小的子健,虽然还不能深刻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但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他和同学们来到市区南大街口,看游行队伍由远及近,“民国万岁”、“还我青岛”、“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一切在他心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子健的生活视野迅速扩大,从狭小的“第一山房”,扩展到民族民主斗争的广阔天地。“闽案”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课。      邓子健在闽小读了四年,1923年通过中学入学考试,升入福州三牧坊中学。

这所中学的前身是清代的凤池书院,北伐军入闽后,三牧坊中学与乌石师范合并,改为福建省立第一中学。直到1929年高中毕业,邓子健在这里度过了七载读书生涯。      凤池书院的师资很强,教学严格,注重校纪的整肃,还聘有一些留学日本的教员,主张“富国强种”。

几十年来,这里培养了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黄花岗72烈士”之一林觉民,就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学校开设师范、商业、普通等科,邓子健上的是普通科文史地系。      邓子健自幼爱好古代传统文化,读文史地系为他提供了极好的读书机会,他开始贪婪地大量阅读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书籍。

他的家里就有不少藏书,以子部和诗集最多,也有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文集,福州人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另一个福州人林纾用流畅的文言文翻译的欧美国家的文学作品等。

    父亲邓鸥予虽然中过前清的举人,但思想并不保守。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到中国的启蒙马列著作,如《史的一元论》《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关心时事的父兄们都注意收集。

邓子健上中学后求知欲越来越强,他先是“闭门读遍家藏书”,不论平装的,线装的,也不论是古典小说、历史传记、诗词书画,他无所不读,百看不厌。

渐渐地,家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离家不远有个乌石山图书馆,邓子健成了那里的常客。他爱读屈原、司马迁、苏轼、陆游等大诗人词人的作品,和《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对进步书刊更是情有独钟,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到蒋光赤的《短裤党》,常常读得忘了吃饭的时间。

他还同几位要好的同学订了“君子协定”:谁找到一本好书,要互相传看。他常与傅衣凌、李拓之等好朋友一起,读书作文,议论时政,而邓子健常常会冒出一些新名词、新见解,令同学们刮目相看。

     这时的邓子健,充满对生活的憧憬和知识的渴求。他的兴趣多种多样,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增长知识的机会。

为了弄清佛教、基督教的教义和差别,他曾跑很远的山路,听一位叫圆瑛法师的高僧讲经,到基督教堂听牧师布道,还阅读过《新旧约全书》;为了学好英语,他不满足于课堂的讲授,通过二哥介绍认识了一位很好的英文老师,课外经常去这位教师家请教,练习。

他还结识了一位懂拳术的中学体育教师,利用晚上时间到他家去学少林拳。      福州是一座英雄的古城。大义凛然的文天祥,曾在这里抗击过蒙古军;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这里同倭寇血战;抗英爱国的“左海伟人”林则徐,在这里立有“林文公忠”祠堂;19世纪这里曾爆发过反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此外还有清代爱国诗人,林则徐的族兄林昌彝、戊戌变法中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以及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

林觉民是少年邓拓十分崇敬的一位英雄。烈士从容就义前留给妻子的那封著名的《绝笔书》,曾经收进当时的初中国文课本,邓子健和同学们爱不释手,能够琅琅背诵。

烈士为国家和人民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给了他很大的教育。林觉民烈士的故宅,与林则徐祠堂相去不远。邓子健在凭吊故居时,产生了游历访古的莫大兴趣。他遍访家乡历史名人的遗迹,对有些古迹,还要寻根问底进行考察。

后来他常用一个笔名“左海”,就饱含了对故乡的怀念和对“左海伟人”的崇仰之情。      邓子健的踏游带有很浓的文化意蕴。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不少文物古迹,父亲爱收藏古人字画,学美术的二哥仲辀,也喜欢搞收藏,这些都对子健产生了影响。

他常跟着兄长到乌石山“搜奇访古”,临摹写生。山上的凌霄台、天章台、般若台、道山亭等处有二百多段摩崖石刻,其中有唐代书法家李冰阳的篆书,宋代程师孟、蔡襄、朱熹等历代名家的题刻手迹,邓氏兄弟常来这里观赏、习摹,流连忘返。

     邓子健自小就表现出诗词方面的非凡天赋。

他常把同学们请到山房来,学着大人的样作“折枝吟”。这“折枝吟”,即是折取七律诗中的一联作诗,要求对仗工整,平仄严格,立意高深的才可取胜。“折枝吟”又叫“诗钟”,作诗时点一根香,缀上铜钱,当“火焚缕断,钱落盂响”,就要作出好诗,获胜者可得到奖品,是福建文人中流行的雅趣。

     邓子健六七岁就跟着二哥到附近文庙观看大人作“诗钟”。父亲觉得这是小孩子“练艺”的好法子,也很支持他们去。

一年“重九”日,子健和小侄女依舍在乌石山上玩耍,远远看见乌塔上拉起了灯笼,有阵阵吟诵声传来,是“诗钟”!两个孩子兴奋地跑来观看,只见一位主考官端坐上首,正吟出一句唐诗“海日生残夜”,让人们应对,台下一片议论之声,诗的下联是“江春入旧年”,但按规定,现成的句子不成对。

大人们一时都被难住了。这时,子健突然想起前不久学过的另一句唐诗,脱口而出“园柳变鸣禽”。考官沉吟一下,连说:也可,也可!

见对上的人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学生,当即奖了一把雨伞。回到家,父亲高兴地夸道:“吾儿未冠即能诗也。”从此以后,子健对“诗钟”兴趣更浓了。每逢学校放假,他就约几位同学到家里的小书房作“诗钟”。有时兴起,干脆“连床共榻”,彻夜燃香对诗,唱和评比,乐此不疲。

     当时的中学课诗里收有五代著名诗人罗隐的七绝《咏蜂》,诗曰:“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一次,语文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叫学生自由地写一首和诗。子健当场步罗隐原韵和诗一首: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后来,邓拓在他的“燕山夜话”《咏蜂和养蜂》一文中,记述了这件往事,并写道:“现在看起来,我的和诗当然十分幼稚。

不过,那时对于蜜蜂的辛勤劳动和人间为生计而操劳的广大群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同情。     ”邓子健在凤池书院读书的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

1924年当他12岁的时候,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6年北阀军进入福州城,福州各界人士纷纷举行街头欢迎集会,古城处处响起“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革命军人发表演讲,动员工农起来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高涨,一些进步书刊也大量传到福州。子建和同学们争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的《新潮》和经常刊登鲁迅作品的《晨报副刊》等,革命真理像明灯一样照亮年轻人的心。      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