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笔走龙蛇 笔走龙蛇 丹心一片谈邓拓同志的人格、思想和学问
理论周刊:离开《人民日报》社,到北京市委后,邓拓在创设新刊物、新栏目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他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
苏峰(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2009年,我曾采访《前线》杂志原文教组负责人、“三家村札记”栏目稿件联系人李筠同志。他向我讲述了邓拓与“三家村札记”的一些具体情况。
1958年4月,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各省市也纷纷办起一批理论刊物。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非常重视,特别邀请离开《人民日报》社不久的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工作),为市委创办理论刊物。10月,以邓拓为首的编委会成立。
11月25日,《前线》创刊。发刊词由彭真亲自撰写,其中提出“按客观可能达到的最高速度,健康地前进”,锋芒直指与客观规律相悖的各种社会现实。在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下,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作为《前线》主编的邓拓反复强调发刊词的重要性,指出发刊词是北京市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前线》杂志的指导方针,“三家村札记”栏目的出现是与此分不开的。
1961年3月19日,邓拓应《北京晚报》邀请,在其《五色土》副刊上开办《燕山夜话》的专栏。《燕山夜话》出刊后,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也都觉得很好,认为邓拓是《前线》的主编,应给《前线》写文章。于是向他提出,在《前线》上开个专栏。邓拓开始没答应,后来经不住编辑部同志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磨他,只好说:“同时开两个专栏,恐怕有困难。这样吧,我找些人一块写,行不行?”
吴晗是《前线》的老作者。在1961年“三家村札记”栏目创立之前,他就在《前线》上发表过文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曾为《前线》写过《古为今用》的论文。廖沫沙是著名作家,曾在多家报纸担任总编辑、主笔,又是《前线》编委会成员,他与吴晗也就成为邓拓和编辑部同志们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就这样,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被《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们拉上了马。
理论周刊:“三家村札记”栏目文章的署名“吴南星”是怎么来的?文章选题都是怎么确定的?
苏峰:据李筠同志回忆,这个署名是三人合用的笔名。“三家村札记”栏目的文章采取这种署名方式是由邓拓提出的。1961年6月20日左右,《前线》编辑部约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位写稿,在四川饭店吃了一顿饭。当天在场的除了这三位,还有编辑部主任萧远烈和编辑、文教组负责人李筠。
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看起来是老朋友了,没什么客套,一进屋就坐下聊起来,气氛非常轻松、愉快。聊了一会,他们从沙发坐到圆桌前。邓拓是主人,首先简单说了编辑部的意思,“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吧。
”“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的名字就这样定了下来。邓拓还特别提到,“札”字最好用繁体的“劄”字。他又谈到了署名的问题,提出效仿马铁丁(马铁丁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三人在《长江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发表“思想杂谈”时合用的笔名)等合作的办法:每人取一个字。
邓拓对吴晗说,头一篇你写吧。于是吴晗取吴字,邓拓的笔名是马南邨,取南字,廖沫沙取沙字,合称“吴南沙”。
最后,邓拓谈到文章的写法,文章不要太长,以《前线》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选,各按专长随便写。每期上一篇,轮流写。当时排的交稿顺序是吴晗、廖沫沙、邓拓。邓拓最后还指定李筠为稿件联系人。第二天,廖沫沙把李筠叫去说,他们都用笔名,我也用笔名“繁星”的星字吧。名字最后也就定为吴南星。此后“三家村札记”栏目的稿件都署名“吴南星”。
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位都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工作非常繁忙,李筠的催稿任务进行得并不顺利。缺稿的时候,只好补上其他同志写的。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半月刊《前线》“三家村札记”栏目共发表65篇文章,吴晗写了21篇,廖沫沙写了21篇,邓拓写了18篇,有5篇不是他们三人写的,分别是李光远的《从善如登》,李文的《关心业余创作》,张世绩的《禁于未发》,还有李筠写的《不平等的平等》和《论海派》。
应对邓拓的史学成就有足够估计
理论周刊:邓拓是个通才,是个博学家。史学研究是他博学的一个方面。学人圈子里曾有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称邓拓是“半个史学家”,您怎么看?
钱湜(资深编辑):对这“半个”二字,我一向耿耿于怀,觉得是对邓拓的史学研究估计不足的说法。
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说:“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文史通义·史德》)意谓良史难得。我认为,邓拓既是一位优秀文人,又是一位良史,一位优秀的史学家。邓拓的史学成果大致有三:一是专著《中国救荒史》,这是中国救荒史的开山之作;二是史论集《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其中不少史学观点和证史方法具有开创性、突破性;三是《燕山夜话》中的史学小品,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的开风气之作。
邓拓作为良史,可称述者颇多。例如他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素质,能以纯熟的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史实;又能以极富逻辑性和清新流畅的文笔组织史料、阐述史学观点等等。
理论周刊:能否选择一个具体角度重点分析一下?
钱湜:这里着重分析和说明邓拓是怎样看待、处理和运用史料的,即邓拓的史料观。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掌握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史料观之高下是判断一个史家是否为良史的重要标志。邓拓之所以可以称为良史,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具有高明的史料观。综观邓拓的史料观,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之史料观的精华,如“万经皆史”、注重调查材料、史料的“通识”、不尚孤证等皆是;二、具有一种闳放通达的气度,这可以从“万经皆史”、“牛溲马勃”自有其用、史料的“通识”、拿来他山之石等具体史料观中看出;三、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学风,如二重证据的互证、不尚孤证重足证、使用统计学方法等都是这种精神和学风的表现。
理论周刊:可否以“万经皆史”为例展开谈谈?
钱湜: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实则不止“六经”,一切历史上的文字记录、考古实物、口头传说,都是史料,实乃“万经皆史”。树立“万经皆史”的观念,对于开掘史源,探究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是极为有益的。
邓拓虽然没有直述过“万经皆史”,但实际他是深具“万经皆史”的观念的。这从他的史学著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他的史著中,二十四史、通鉴政书、诸子百家、甲骨金石、笔记杂抄、传记文集、野史小说、方志碑文、年谱家谱、契约账簿、报纸杂志、诗词传说等等,都是他所利用的史料,真可谓无所不用、无所不引。
一部《中国救荒史》,他利用了从经史子集到报纸杂志的百余种资料;一篇关于北京古海港的小考证,他也征引了《元史》、《明实录》、《帝京景物略》、《涌幢小品》、《海子》诗等多种文献。
邓拓所以具有“万经皆史”观,所以能调动起“万经”供自己治史之用,除了因他具有把握史料特质的识力和渊博的目录学知识以外,他一贯具有“杂家精神”和杂家本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邓拓眼里,“杂”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高境界。
他曾说:古来知名的学者都是程度不同的杂家,孔孟的传世之作内容都杂七杂八,包罗万象;在邓拓手中,杂七杂八的材料都能化作有用的史料。从一定程度上说,邓拓的“万经皆史”观可说是他的“杂家精神”的一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