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的评价 陈西滢与李四光关于回国问题的不同抉择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披露了一条史料,即中国成立之初画家徐悲鸿的一封海外书信。
1950年11月,徐悲鸿致信老友陈西滢,希望他能“识时务者为俊杰”,早日回国。其曰:
“通伯老友惠鉴:
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去年曾由郑子展由香港还钱款一百二十余镑,战前借弟者定可于兄处想早收得。”
“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
陈西滢,名源,字通伯。“陈西滢”原本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为胡适等的所谓“现代评论派”的《现代评论》周刊《闲话》专栏撰稿时使用的笔名,也是因为这一“闲话”,“陈西滢”大名暴起。不过,那却不是祥声——他是因鲁迅的“叫骂”而有了名的。
陈西滢16岁赴英国留学,先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陈西滢在北京大学执教。1924年8月,应王世杰之约,他加入“现代评论派”,为《现代评论》撰稿。
陈西滢曾被评为“现代评论派”的主将之一。梁实秋还曾将他与胡适、周氏兄弟、徐志摩并称为五四以来所谓的“五大散文家”之一。但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他却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