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东父亲 罗瑞卿长子:父亲在建国初期最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父亲只要坐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司机减慢车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口述/罗箭 整理/周海滨
采访罗瑞卿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罗箭将军,是在北京安慧北里一个僻静的军队家属院。门口的保安拦住了记者,因为“这里住了很多高级干部,不能随便进,必须有人来接”。
年逾古稀的罗箭少将热情地将记者迎进了屋子。他看上去儒雅温和,一件运动外套上面套了个马甲,朴素的装束让人看不出是开国元勋之后。“不用换鞋,直接进来吧。”罗将军说。
罗箭1938年在延安出生,取名罗小卿。他从小被送到老乡家寄养,3岁的时候母亲才把他接了回来。“当时又黑又瘦。现在我才1.75米,我父亲1.82米,小时候营养不好。”
客厅里,醒目地悬挂着罗箭的父亲罗瑞卿和岳父林枫的黑白照片。
罗箭讲述之时,眼光会时时落在父亲的这张戎装照上。照片上的罗瑞卿大将,温和地微笑着。
“不能像苏联那样,列宁都被刺伤”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
罗瑞卿是1929年认识毛泽东的。当时,他所领导的闽西游击队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身材和自己不相上下的罗瑞卿,问道:“你是北方人吧?”罗瑞卿回答说:“我是四川南充人。”毛泽东说:“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高个子)。”于是,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雅号。
罗瑞卿身高1.82米,比毛泽东还高1厘米。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还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小时候,罗箭看过一部反映苏联保卫部门最高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电影《仇恨的旋风》。看完跟父亲讲起,父亲说:“毛主席曾对我说,高级领导的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不能像苏联那样,列宁都被刺伤。”
从列宁时期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高级领导干部经常被刺伤或者暗杀。1934年,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这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导火线。
然而,建国初期还是发生了两件事,让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件是陈毅市长在礼堂做报告时,国民党派来的杀手跑到后台准备下手;另外一件是广州市长叶剑英在广州两次遇险。
这两件事让罗瑞卿压力很大。但他最担心的还是毛泽东的安全。
有一次,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北京演出。“那时没有国家大剧院,最好的剧院是天桥剧院。主席要去看,我父亲事先去考察,主席坐哪个位置他都事先要坐一坐,把周围的环境都了解清楚了,警卫工作都布置好了,才能让主席去,并且是陪着主席去,然后坐在主席旁边。主席看到他来了,会意地笑一笑,表示知道是他来了。”
这种极度的谨慎甚至成为反对者后来攻击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个口实。
1965年底,正在西南检查工作的罗瑞卿被紧急召去上海,但是一到就被软禁了。“上海会议叫‘背靠背’,在会上揭露他,不让他参加,给他加的罪名就是反对林彪,伸手要权。毛主席对林彪说:‘你说他反对你,他倒是没反对我,他不让我游泳也是为我好。’”
不让毛泽东游泳的事情发生在1956年初夏。毛泽东在广州突然生出想到长江游泳的念头,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罗瑞卿、王任重、汪东兴等听了都坚决反对,认为长江水流急、有漩涡,游泳太危险。见毛泽东态度执拗,其他人语气有所缓和,但罗瑞卿偏偏较这个真儿,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险,还亮出最后一招:“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脾气也上来了:“你向谁汇报请示,中央主席就是我!”
之后,罗瑞卿学会了游泳。“父亲不会游泳,但为保卫毛主席,他在50岁时学会了游泳”。
罗瑞卿的儿子“失踪”了
1961年,罗瑞卿兼任了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受中央直接领导,协助聂荣臻和贺龙,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在罗箭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前,罗瑞卿给三个儿子改了名字。他说:“你要上军校了,我给你们兄弟三人起了名字,叫‘箭’‘宇’‘原’,就是火箭、宇宙飞船、原子弹。”
“我父亲和我说得比较多的是,他们那一代打了很多仗,我们这一代主要是好好学习,建设祖国。我们的名字寄托着爸爸和他那一辈人富国强兵的期望。不但我们兄弟三人走进了部队,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在中科大上了高分子化学系,一个考入了哈军工核物理系,全部都被父母送上了国防科技战线。”
早在1953年,在中央研究成立哈军工的会议上,陈毅元帅就跟大家拱手相约:“我建议我们今天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们,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院来!”那时,高干子弟都兴上哈军工,毕业后随时准备上前线,“走毛岸英大哥的道路”。
但罗箭并不是一开始就上的哈军工。罗箭1958年中学毕业的时候,中苏关系恶化了,没能到苏联去留学。为了能学习核技术,他去拜见了哈军工的院长陈赓。“他告诉我,哈军工没有原子专业,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我后来考上了中科大,物理考了满分,读的是原子能系。”
中央决定在1964年10月,即建国15周年时,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当时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培养来不及了,哈军工就从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这些高校中调集学完基础课程的大三学生,以此来压缩培养时间。罗箭就这样转到了哈军工学核物理系。“我们这一期毕业生,哈军工核物理系第一期学生,就提前在1963年8月毕业。”
罗箭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第21研究所,参与核试验的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所在新疆罗布泊,但因为当时新疆尚不具备开展工作的技术条件,先在北京通州办公。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1964年5月罗箭进了核试验场。他出发前,只跟父母说要到新疆出差。“我没说别的,他们也就没问。结果我一去去了8个月。那时候要求很严的,不准通信,我8个月没给家里写信。”
一天,罗箭正在一个“工号”上忙碌着,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喊他,一抬头,看见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人站在面前。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张爱萍副总长。“我赶忙敬礼,他却拍着我的肩膀连连说:‘壮了!壮了!’其实我以前并没见过他。”
张爱萍问罗箭:“来新疆这么久为什么不告诉父亲?”
罗箭说:“您规定的,执行这个任务要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没有结婚,没有妻子,父母自然也不能告诉了。”
其实儿子的动向罗瑞卿当然是知道的。当时中央有个三人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贺龙和罗瑞卿组成。总指挥是聂荣臻,前线指挥官是张爱萍。罗瑞卿一次在总参研究核试验的会上开玩笑说:“我大儿子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信,不知到哪儿去了。”张爱萍听说了,第一次进场就先去找罗箭,“一个工号一个工号地找我”。
在这一次和其后的第二次核试验中,罗箭都获得了三等功。1966年春节后,他本该再赴罗布泊参加第三次核试验,但组织上突然通知,让他下乡搞“四清运动”。
当时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罗箭并未意识到这个变化有什么弦外之音——父亲被打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