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的妈妈 周志文的童年往事——常会怀念藏污纳垢的暗街
作家型学者周志文虽曾为《中国时报》、《民生报》主笔和淡江大学、台湾大学教授,也曾访学捷克、荷兰和大陆,但他的时评专栏《瞬间》、《在我们的时代》,散文集《三个贝多芬》、《冷热》、《风从树林走过》、《时光倒影》和乐评集《布拉格黄金》,多年来在台湾并没有收获与其写作才华相等同的声名,更不用说在大陆了。好在,周志文并不是为了声名而写作。
在近几年尤其是2009年台湾作者或有台湾背景的作者大举北上的语境下,周志文本人在大陆出版了《时光倒影》(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更有功德的是他主编了多卷本“台湾学人散文丛书”,集中展示了颜元叔、黄碧端、龚鹏程、林文月、汉宝德(建筑学家)、陈芳明、尉天骢、金恒镳(森林学家)和马森等台湾的重量级或长期被遮蔽的散文家,遗憾的是这套丛书并没有在大陆引起应有反响。
继“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自己的《第一次寒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之后,周志文在大陆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是《同学少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8月),连给他作序的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都慨叹:“写了那么多书还不出名,不孤凉(龚鹏程评价周志文“个性孤凉,语妙天下,善作滑稽语”)也难”。
《同学少年》是周志文在台湾著名的《印刻文学生活杂志》的专栏“五陵衣马”的20篇文章的结集,反用了杜诗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老杜对身陷安史之乱的长安老‘同学’颇为愤愤,乱世之中仍能着轻裘、乘肥马的人当然是人格有问题的”,“我回忆中的少年没有一个是‘五陵衣马自轻肥’的,他们不仅不是‘不贱’,而是不折不扣的微贱或者是贫贱,但因为有他们,台湾显得不那么浮夸,显得比较真实,台湾这个地方更像我们的故乡,值得我们为他珍惜而忧伤。”
张瑞芬作为台湾资深的散文评论家,只是周志文晚近的朋友,但她的到位评价让周志文备感欣慰:“她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但张瑞芬就书论书的精彩序言只是“序二”,“序一”来自在大陆读者特别是文艺青年和小资群体中拥有众多拥趸的朱天文,她也感慨:“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的总编辑说,周志文的文章是十年来所见散文最好的(不是“最好的之一”,是最好的)。可为什么我竟错失没看见,赶快找来看《同学少年》。才看不多,已觉得我真好比那位眼昏的汉元帝,《同学少年》是昆曲《昭君出塞》里每看必叫我落泪的王昭君”,“《同学少年》不让人觉得是美文,这点像王昭君一样,在美与不美之上只是其本色遗想千古。周志文其文的不这么被广知,也像。”
来而不往非礼也,朱天文都搬出“我的老师胡兰成”来间接赞美长她14岁的周志文,周志文在《同学少年》的后记中却绝口不提朱天文。因此,我只能怀疑朱天文的序言是出版商为营销起见而自己加上去的(朱天文也是山东画报出版社近年重点引进的作者)——朱天文在大陆的名气确实高过《胡兰成朱天文与三三——台湾当代文学论集》的作者张瑞芬以及周志文,可周志文并不领朱天文的情,或者只是默认了出版商的势利。也因此,我更喜欢周志文的孤高。
比起2009年年末蹿红的《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廖信忠著,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同学少年》在介绍台湾的深度、厚度上超出前者是难以以道里计的。当然,廖信忠这样的台湾“70后”在识见和人生阅历上,和俨然承续着沈从文先生文脉的学人散文高手周志文本来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对照阅读他们的作品乃至近期更多同主题书籍,相信有助于更全面立体地理解一个多元化的台湾。而且,可能由于是《印刻文学生活杂志》上用力甚勤的专栏的精选,《同学少年》的水准也高过周志文自己的《第一次寒流》。
周志文是1942年生人,不到4岁即丧父,他是母亲改嫁后生下的孩子。随着大时代的动荡,周家飘零至台湾。由于二姐夫是国民党的低阶军官,周志文和母亲及三姐、妹妹这些“旁系亲属”才得以作为“黑户”住进“眷村”,住所和衣食等基本生活物资只能自力更生,他们堪称边缘中的边缘。因为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县的小镇罗东度过了高中前的所有艰难岁月,所以周志文还坚持在《同学少年》的勒口简介中写上“曾就读于中国台湾宜兰县立罗东中学初、高中部”。
2010年年初就要上演赖声川执导的“眷村”题材的舞台剧《宝岛一村》,我觉得《同学少年》是最好的辅助读物。
在有关眷村的回忆中,周志文对当年的饮食起居、采摘野菜、流行歌曲、观影经验等的回忆都属上乘之作,特别是借助听觉追溯了很多童年往事,但书的前半部分最出彩的两篇文章还是《路上所见》和《吃教记》。
周志文所在的小镇是一个衰败的林场,上学路上会经过一片有名的“暗街”区,就是酒家、公娼和暗娼的聚集区。他对冬日雨后那些在门口洗头的娼妓的观察,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顽童沈从文当年在上学途中当街看斗殴、宰牛、弹棉花等。当那些“暗街”区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消失时,周志文并没有一味进行简单的道德谴责:“我突然对当年藏污纳垢的暗街怀念起来,那些群聚在街口劈甘蔗为戏的保镖,那些边捉虱子边调笑的妓女,不知道后来都被扫到世界的什么角落了?因为缺乏实景佐证,有关那个潮湿阴冷时代的记忆,就像褪色而模糊的面容,消失了后就再也想不真切。”
而周志文的少年宗教记忆,完全可以当作1950年代的台湾东北部乡村的宗教状况的重要史料来读。“二战”后,美国的Food For Peace计划通过基督教教会在欧亚的贫困地区分发救济物资,但竞相涌入宜兰乡下的各个教派为了吸收教徒,就通过这种利诱,周志文为了补贴家用,就游走于各个教堂去骗取食物、奶粉、面粉和衣服、毛毯等。三、四年后,各教堂只把救济物资派发给受洗注册过的教徒了,周志文“吃教”就越来越困难了,好在后来的物质生活也慢慢变好了。
深入教堂的内部,让少年周志文很早就放弃了信仰的神话:“其中的斗争,尤其对敌人的不容与仇恨,比我们住的藏污纳垢的世界还严重不知多少,而怪的是基督教的敌人多数在基督教的圈子里”,“这样的生涯与观察对我们后来的成熟很有帮助,它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生命旅程的复杂性,生命中也许有荣耀,但也避免不了有屈辱,眼前尽管一片光明,但随即而来的可能是闪电与雷鸣,就像李斯特在钢琴曲《巡礼之年》里的描写,在经历过瑞士的奇险、意大利的风和日丽之后,必须进入云雾缭绕的灵魂深处做另一番巡搜,人生的旅行才告结束一样。”
周志文很欣赏一位高僧的话:“回忆生命中接受过的恩惠,并对别人的布施感恩,即使别人并不是有心施恩于你。”周志文对古典音乐的熟稔在当下岛内的学人散文作家中是可圈可点的,但这也得益于高中时的启蒙:“当时有唱机的同学不多,有古典唱片的就更少,偶尔碰上有古典唱片的同学,就巴结他放出来听。”一位推崇瓦格纳的高三学长,最早带周志文回家听《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前奏曲与爱之死》,“这段乐曲我至少听过十种以上的演奏版本,收藏的唱片也有四、五种之多”,“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欣赏者常会把艺术与自己的生活连接,回忆与想象充填了所有艺术的空隙,这是艺术欣赏不能排除主观与直觉的最大理由。”
为了从镇上教堂里牧师娘的卧室的窗口“偷听”《天方夜谭》和《布兰诗歌》等名曲,周志文常绕道上学。考上大学后,他暗恋的女生因为心仪别的男生而喜欢听肖斯塔科维奇,“因为她的缘故,我后来听过很多肖斯塔科维奇的唱片,我对他的交响曲兴趣并不大,但对他的弦乐四重奏及两首大提琴协奏曲却印象深刻。”让人扼腕的是,周志文眼睁睁看着这位“女友”最终在医院离世:“我后悔以往每次见面,都是我说个不停,没几次好好听她说话,否则对她的回忆就不该那么少了。”
周志文今日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学才华起源于更早时初二意外留级的“因祸得福”,当时备受歧视,但富家子弟尤金祝主动提供当时流行的通俗文艺读物《小说报》,完成了周志文的文学启蒙,因为此前他的阅读主要集中在天文和地理方面:“我的少年时代读了很多这类书籍,这使得我比同年的人在思想与情绪上都低沉些。”
去祝家借书时,周志文也去附近的租书店蹭着看完了《赌国仇城》、《情报贩子》和《基督山恩仇录》,“我从读过《基督山恩仇录》之后,才知道外国人写的小说,比当代中国人写的小说更‘深刻’些,自此就沉醉在法国与旧俄的小说之中,大量的阅读,是在上了高中之后。”多年以后,周志文在他的散文中经常能恰到好处地引用一些经典文学或音乐作品,让一件本来稀松平常的事物立刻变得神奇起来,而且不给人“掉书袋”的迂腐感,这可能正是纯正的学人散文的魅力所在吧。
尤金祝的哥哥当时要代表台湾去日本参加世界童子军的活动,这让周志文羡慕坏了:“那时候‘出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天方夜谭,他们家的小孩竟能到日本去,那要花多少钱呀!光是这消息就令人目眩神移了,可见他家境之好。” 尤金祝也让周志文最早感受到富人的雍容气度——做所有的事都显得不疾不徐。
然而,尤金祝最后却事业平平。尤金祝这样曾经或显赫或平凡但最终寂寥的宜兰乡下同学让周志文不禁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五绝《秋夜寄丘员外》:“怀君属秋夜,散布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也不禁感慨万千:“我的这群同学都是台湾社会芸芸众生中的一部分,一生平凡,默默无闻,很少有特殊成就,他们存在于世,有点像深谷中的花开花落,无人关怀,无人知晓,但对那棵寂寞的花而言,那短暂的开落却是它真实的一生”,“空山松子落,不只是一颗,而是数也数不清的松子从树上落下,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草叶上,有的落在溪涧中,但从来没人会看到,也没人会听到,因为那是一座空山。啊,多么豪奢的一场坠落!”
《同学少年》不仅仅是回忆宜兰乡下的“闰土”们,20篇文章中也有《病狗与红猴》和《有弗学》这样两篇追忆少年师长的,可学生对“坏”老师记忆的深刻居然超过对“好”老师。“疯狗”和“红猴”是周志文和同学给严苛甚至变态的童子军教练和体育老师取的闽南语绰号。“疯狗”处处为难学生:“挨他打的通常是初一生,挨骂的通常是初二生,初三生个子已长得高大了,他就会笑笑地警告对方,要他明天一定得穿戴好,但初三生明天依然故我,他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假装一时疏忽没有看见。”
“疯狗”对这些初中生的管理充满“风险管理”意识,他担心高年级学生对体罚的可能反抗,所以依次减弱惩处力度。这种变态,其实正体现出小人物的可悲处,他们只有通过欺凌更弱势者才能享受到一点点权力快感,从而平复来自更强势者的羞辱和伤害。
周志文几十年后回忆“疯狗”和“红猴”时所流露出的“报复性”快感,让我感同身受地想起当年我们县城高中里那欺软怕硬的校门保安。但“报复”仍然是一个低级阶段,周志文对给自己带来过梦魇般少年记忆的“疯狗”和“红猴”最终表达了谅解。由于和“疯狗”的弟弟是高中同学,周志文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家庭中的“疯狗”。原来,在学校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疯狗”,因为改信“天主教”、烹食罐头牛肉而遭到全家人唾弃——“传统台湾人的家里是不准煮食牛肉的”。
大约15年前,周志文从台北专程回乡参加那位英年早逝的高中同学的丧礼,得见“疯狗”:“他的头发大部分掉光了,没掉的也变成了白的,他伸出手让我握了握,手上的肉还是厚厚的,但似乎已经没有握紧的力量了。这双手在我少年的时候,曾经操纵过多少事?让多少孩子受到打击或屈辱”,“但在丧礼中却显得松弛而无助,我突然想起古诗中有‘零落同草莽’的句子,再盛大的花景也有飘零的时候。”
如果中学里遇到的都是“疯狗”和“红猴”那样的“坏”老师,那这样的中学时光简直不值得回忆,周志文也就难以成为后来考上东吴大学和台湾大学并一直读到博士的“优等生”了。《有弗学》一篇中回忆了周志文的初中国文老师张鸿慈、历史老师邹人和美术老师王攀元。周志文也是高中毕业后查资料,才知道王攀元早年毕业于曾名震一时的上海艺专,但这位百岁老人直到晚年才大红大紫。当古稀之年的王攀元开始走红时,他对周志文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怎么像做梦一样啊!
关于中学老师的回忆,写得最传神的还是历史老师邹人那部分。邹老师年轻时曾落草为寇,后又出家,法号“法云”。这位法云和尚满口四川口音,又成天酗酒闹事,但因为“校长是个懂书法的人”,他才被留在学校谋一份差事。
在课堂上讲到“黄巢杀人盈野”时,法云和尚自然会讲起他落草为寇时如何讲究“次道德”——“做强盗也得讲‘人道’,强盗的人道是要给人一个痛快(莫过于用刀“戳”他心脏)”,他甚至拿一个前排的小个子学生来演示,逼真的表演让全班学生吓得魂飞魄散。法云和尚最让人亲近和佩服的,还是用特大号拖把给镇上的圣母医院题写招牌,“一个字要比两张榻榻米还大”,医院送的润笔自然被他“全买酒喝光了”,他也得意洋洋:“什么天主教嘛,还是得找我这个和尚帮他提振提振!”
法云和尚当然是动荡时代的产物,不知道今天的中学是否还能容忍这样的“异人”。
知识也是一种怪异的东西,它的累积和增长,最后似乎总容易导致它的拥有者产生一些对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更弱势者的悲悯。类似于鲁迅对闰土的复杂感受,我很理解周志文对那些宜兰乡下少年玩伴此后一生“空山松子落”的寂寥命运的怜悯和同情,我相信他是足够真诚的,但这些至情至性的文字依然会遭遇一种书写的伦理困境:周志文在精英文学杂志里实名回忆他的那些少年同学,那些被怜悯的对象是否阅读过这些文字,又是否认同和接受这种怜悯?
在衰老和死亡的人生终点站,“空山松子落”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