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俭与中央关系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生动把握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生动把握

杨明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告诫中央和中央各部门领导同志这样一句话:“要经常出去,到各地方转转,坐在北京的人,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去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容易犯官僚主义。

”毛泽东讲的意思,是提醒大家要走出北京,经常到地方和基层接触实际、搞调查研究;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要会讲“北京话”又要会讲“地方话”,既看到全局和整体又照顾局部和部分,这样“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

提倡领导干部要“讲两种话”的想法,毛泽东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1956年二三月间,他用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分别听取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处理好的十大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那个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思考、研究这些问题和矛盾关系。他们分别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有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等会议上,多次提出和讨论过这些关系问题。

究竟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呢?毛泽东在与大家共同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初步答案:“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毛泽东提醒大家:“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总的原则是要调动起“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处理这对矛盾。他要求一方面注意“中央要巩固”,“全国一盘棋”;另一方面“注意地方的积极性”。他反复指出:“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缺少辩证法,就容易出现两种偏向。讲不好“北京话”,容易出现命令主义偏向;讲不好“地方话”,又容易出现分散主义偏向。毛泽东告诫大家不要搞“一点论”,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形而上学是一点论”,“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在强调坚持“两点论”的前提下,还告诫大家要善于抓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就是说在“两点论”中还要有“重点论”。

在论述十大关系时,针对中央有关部门出现的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侧重提醒中央的同志要注意讲点“地方话”:“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他同时希望地方的同志也要注意从全局出发来讲“地方话”:“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

毛泽东认为,矛盾普遍存在,并且不断变化,“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说:“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

毛泽东的观点,在中央领导层中有着普遍共识。就在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十大关系后不久,周恩来将毛泽东说的意思概括成既要会讲“北京话”,又要会讲“地方话”。1956年7月21日,周恩来在出席上海市委召开的一次党代会时讲了这样一番话:“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

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

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他风趣地说:“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

周恩来还转告上海同志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出来,……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他指出:“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

那一时期,邓小平也多次提醒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说清楚、弄正确”中央和地方两者的关系。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状况,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中央都给予地方独立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在各地方和各部门,上下级关系一般也是执行了同样的原则。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实行。

”同时,邓小平发现这一时期也存在由于讲不好“地方话”而出现的一些分散主义偏向。针对“分散主义偏向”,早在1954年1月25日邓小平就利用全国财政厅局会议,提出过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一方面,必须搞清楚“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道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

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必须遵循“以什么为主导”的原则,“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

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

在这个大的原则下,邓小平对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提出:“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

”同时,他也对地方的同志提出:“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中央和集中统一,以中央为主体。这是因为地方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局部是在全体中的局部,因地制宜是在集中统一下的因地制宜,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他最后要求大家:“两者的关系必须说清楚、弄正确。”

进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后,面对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出现的一些新情况,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思考,不断提醒领导干部要注意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好新形势下的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这对矛盾。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一方面强调“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另一方面提醒人们,“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他反对一些干部片面地认识和处理这一对矛盾关系,动辄走极端,导致“过分”。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对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思考也很深刻。1981年12月22日,陈云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针对当时一些同志只讲“地方话”的偏向,特别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全局观念,要从国家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要学会讲“北京话”。

他说:“我讲的这些话,都是‘北京话’。地方的同志说北京人讲‘北京话’,我是上海人,但话属于‘北京话’。”“我是老北京,一开国就在中央工作,我这个‘北京话’合乎全国的利益。

”他在会上还专门提醒说,从地方调到中央工作的同志,要树立起全局意识,要知道自己“是管全国的”,“到了北京以后,讲‘北京话’”。当看到从地方上调到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正在增强时,他高兴地说,他们已经学会讲“北京话”了。

面对改革开放以后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陈云反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全局眼光、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要学习哲学。他多次提倡:“上层机构要有人专心考虑大问题。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现在……要有这样的战略家。”他不断提醒领导干部要注意统筹全局和综合平衡问题。

老一辈革命家倡导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全局与局部关系要“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的做法,是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进入世纪之交,面对这一问题上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党的领导集体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1997—1998年间,面对来势很猛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顶住巨大压力,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沉着冷静地化解危机,取得了国民经济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好成绩。

1998年7月13日,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江泽民深有感触地说:“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强大,是我们解决国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没有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就没有各省区市的稳定和发展。当然,各省区市的稳定和发展,又都会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在谈到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时候,江泽民也提醒领导干部们:能不能讲好“北京话”和“地方话”,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我在上海当市长时,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到中央开会有时要讲一点‘上海话’,反映上海的具体困难,但在上海我要讲‘北京话’,一再告诫上海的党政干部,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是中央领导下的上海,应该对国家、对其他地区多作贡献。

上海能够对国家、对其他地区作出贡献,也是全国人民支持的结果。任何地方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支持。离开国家发展的大局,哪有地方的发展?因此,不能只考虑地方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更不允许为了地方利益去损害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

江泽民始终强调,作为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他说:“每个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要有全局观点,自觉地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摆到全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之中来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提出措施”,“要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自觉、主动地服从大局,并积极做好群众工作”,“要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的政令畅通,自觉维护政令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维护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他还用“骨头连着筋”来概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骨头连着筋’是讲一个人的人体结构是整体性的。

我们国家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成的完整的整体,如同一个人的人体结构一样,也是整体性的,相互是连通的。”他多次告诫党的高级干部:“风格要高,站得要高,自觉把本地区的利益放在全局的利益之中。”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要求领导干部,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要在这个问题上形成“高度的自觉”。

胡锦涛提出:“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维护中央的权威,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内部民主集中制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要以高度的自觉认真解决好。”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科学发展观时,专门提出“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其中就讲到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求全党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我们党面临的新情况,以及针对当时出现的不同倾向,都对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对如何讲好“北京话”与“地方话”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不断地总结和思考。这些总结和思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作者杨明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