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与粟裕 粟裕三保部下宋时轮

   本文选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山西出版集团2009年12月版。

   老部下宋时轮,粟裕也曾多番照顾,甚至赏罚严明之际,还特别“法外开恩”。

   1947年8月,时任华野10纵司令员的宋时轮,在蒋介石整编第5师等部的紧逼下,被迫仓促北渡黄河,并且造成较大的损失。一共损失了官兵1500余名,随军民工4000多名,骡马500余匹。

   毛泽东闻报后,十分吃惊,电告陈毅与粟裕:“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③。”

   陈毅与粟裕致电宋时轮并报毛泽东:“北渡责任待后再谈。”但他们其实并未准备动真格,保了宋时轮。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宋时轮在曲阜参加华野全军作战会议时,对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粟裕部署10纵参加攻城西集团的计划闹情绪,强调10纵兵员和枪支弹药的补充问题,并说“如无补充不能再打”。

   粟裕当场耐心地做了解释,宋时轮却不满意,竟中途退出会场,还公然向粟裕撂担子,说“请求去东北休息”。

   大敌当前,大战正起,可以代表军委执行军纪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华野军中的实际一把手粟裕却很耐心,一面继续做宋时轮的工作,一面也代表华野前委单独署名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并说“我们现正与其谈话,尽量说服其参加攻济战役。”

   在粟裕多次耐心说服下,宋时轮很快意识到了行为莽撞,解释说他之所以闹情绪,是因为对去年被批的“自动北渡”有异议,认为自己是奉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之命北渡黄河,野战军总部当时说“北渡责任待后再谈”,但一直没结果。

   粟裕解释说已没有追究当初“自动北渡”责任的意图,宋时轮才释然。随后,他开始老老实实按华野总部的部署行动。

   因此,粟裕等人电告毛泽东,说宋时轮“经9月4日晚三度谈话,思想已通,仍回第十纵队工作。”

   前面还有问题不曾处理,又“闹”出一事,毛泽东当然十分生气,尽管宋时轮已转弯,他也还是以军委名义电令粟裕:“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④。”

  “排炮不动,必是10纵”,粟裕知道宋时轮也是一员猛将,决定继续保他,便再度单独署名向毛泽东建议说:“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注释)

   毛泽东表示尊重粟裕的处理意见,回电说:“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为起警示作用,他还特意要求粟裕将前一份电报和本次电报一并交宋时轮本人阅看。

   战役结束后,深恐毛泽东和粟裕动真格的宋时轮,主动给华野前委写了一份“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的检讨。他说,战前,野战军军事会议时,我犯错误的实质是违反了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归根结底是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作祟”,给了党和人民利益不少的损失,必须坚决痛改,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实现。“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俾正纪律,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粟裕度量如海,又爱才心切,决定不予追究。

   10月17日,在华野高级干部第二次曲阜会议后,他与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联名致电毛泽东,说:“宋时轮在济宁会议上的行动,确实是错误很大,但他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不小”。

而“在此次会议期间,经过我们严厉批评后,已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已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并正式请求处分,和保证坚决改正。我们鉴于过去对宋时轮严厉批评与具体帮助均不够,及宋工作积极,且已承认错误,并保证今后改正”,因此,“我们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留十纵原职⑤。”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毛泽东没有再回电,也就是默认了粟裕的决定。宋时轮由此过关,随后率部跟随粟裕参加淮海战役,屡建战功,不久被升任为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编而成)9兵团司令员,建国后的1955年9月,他由此被授以上将军衔。

  “文革”中,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宋时轮也受到了冲击,被扣上了“修正主义”、“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要求打倒他与另一位副院长钟期光,撤销他们的职务,并打算把两人的材料上报。

   这回与战争年代性质完全不同,几乎就是“莫须有”。

   时为军事科学院主持工作的副政委、依然是宋时轮上级的粟裕,认为宋时轮和钟期光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能戴帽子、作结论,也不能开大会批斗。

   因此,他不顾自己也被康生等人列入“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而自身难保,坚定地挺身而出,再次力保老部下。他说:“我和他们共事很久,我了解他们。”

   至于撤职的提法,粟裕坚定地说:“不能撤职,撤职要按任免权限规定办理⑥。”

   后来,粟裕还以要进一步核实为名,将他们的材料全扣了下来,始终未曾上报,宋时轮和钟期光由此得以保留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