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朱虹 周末学人|周晓虹:做变迁时代的观察者
周晓虹曾下乡插队两年。在农村时,他很喜欢写东西,小说、诗歌都写,创作热情很高,在田间地头宣传队要上台,他五分钟就能写出一首诗来。1977年,恢复高考,670万人参加考试,录取27.8万人。周晓虹考取了南京医学院医学系。他没有考中文系,“那时候傻乎乎的,觉得文学家都从医生出来的,郭沫若、鲁迅,所以就想干脆学医吧,就这么简单。”
进了医学院,他还是“不务正业”,继续写小说,鼓捣伤痕文学。年纪稍大,理性渐长,发现当年写的小说,就像调查报告,已不能卒读。于是放下小说,研究起社会学。“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一切百废待举,再说我一看那时领头的又是费孝通先生,我就考到南开去,把自己的一生都改过去了。”
周晓虹(前排右三)与他的老师费孝通教授(前排右四)和同学们
1990年代,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野蛮的活力,高校教师纷纷下海。1993年周晓虹碰巧到海南授课。先期下海的南开和南大两所学校的十位朋友来接他,十辆豪华轿车一字排开,让他随便挑,想上哪辆上哪辆。周晓虹上了一辆最豪华的车。半路上,十数位武警端着冲锋枪跳出来,喝到:把手举起来。朋友说别怕,估计是“出事了”,例行检查。第二天报纸报道,海口一家银行被抢走50万元,打死两人。
下了车,一行十几人向烧烤城走去。领头的朋友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像黑社会老大,两排女服务员齐刷刷地鞠躬,大喊“请”。朋友说,看到了吗?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周晓虹现在还能记得朋友当时的表情。
那时,他的月薪是一个月150元,三个人住学校的宿舍里。朋友们的月薪都是5000元以上,还有原始股。朋友说,干脆甭回去了。周晓虹还是回去了。1992年,周晓虹给仪征化纤写了一句广告语:“仪征化纤,与世界共经纬”,得到一万元报酬。后来那句广告语出现在各地的机场码头。当老师能维持兴趣,还能挣点外快,过得比较宽裕。朋友的飞黄腾达,没有给他太多刺激。
朱虹说,她有一个对物质和金钱脱敏的老公。有一次,在电视台录节目,主持人问周晓虹,爱不爱钱?“如果我说爱钱,像商学院教授;如果说不爱,像伦理学教授。”周晓虹机智地反问:“谁的钱?”
朱虹眼中的周晓虹:一个对物质和金钱脱敏的人
“如果换种生活方式能让挣的钱以几何级数增长,我也许会放弃兴趣;但如果只能以算数级数增长,当然兴趣第一。”周晓虹说,“其实商人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跟他们一样,只是角色不同,Calling(天职)不同。我在课堂上的满足感也很强。”
50万字的《文化反哺》出版,税后稿费不过4万元。朱虹说,世上最美的事情和金钱没有关系。她对这个研究,一直很支持。“我们的价值观很契合,要不然就会一天到晚抱怨,唉呀,25年才挣4万块钱!”谈到价值观,周晓虹表示赞同,“虽然朱虹研究消费主义和奢侈品,但她的消费不高,容易满足,对消费的热爱远不如微信。”
在南大的一次学术午餐会上,新闻系教授潘知常笑言:周晓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遗憾。
在周晓虹看来,遗憾其实是有的。“当你用25年完成一本书,而你又有许多研究兴趣时,你会感到以生之有涯对知之无涯,非常悲凉;我一生想写很多书,而留给你的时间只够写两三本好书,怎么会没有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