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鹭记者 《财经》记者张鹭:财经调查方法论

张鹭是我在《新世纪周刊》时的同事。那是他刚毕业,跑来面试。据说他拿了本自己办的《80年代》非法出版物来。

平客大惊,立刻要了他。那时跑文化线,经常被平客虐得在办公室嘤嘤嘤嘤嘤。

后来,他跳槽到某周刊做社会新闻,再后来,去了《财经》做财经类调查记者。能源圈的朋友对这个名字可能更为熟悉,他和罗昌平一起搞了一出:打铁记。

在Q上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好。两小时后,交来这个。

蒋志高:从文艺青年到调查记者,你的知识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鹭:呃,我上大学时爱看电影,参与过办(思想评论类的)杂志,是某青年论坛BBS的版主,有点理想青年的意思,应该不能算文青吧。然后,大学时的阅读主要以人文社科类为主,从来不看小说诗歌,早期的阅读和写作其实是一种思维训练。

说这些的意思是,我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是那种理性、分析性的,而非感性的。不是说文青、感性就不好,只不过我不是这个路子,你让我去写特稿,我肯定写不好。我做记者的7年,待过3家刊物,我觉得是在根据自身的思维特质,慢慢摸索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质的方面没有变化。

至于具体领域的知识积累、深化,包括领域的拓展,这些肯定会有增量。具体来说,从泛泛的社会领域类的知识,慢慢转向更垂直的财经类公司类领域的知识吧。这跟我对所报道领域的及时调整、转向有直接关系,你得主动去报这类选题,你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领域采访、研究和写稿。这种调整不是否定社会报道的意义,只是我个人兴趣的转变。

当然,这种变化也跟目前所在的小环境有关系。几年前在上一家单位,做的就是普通的社会突发和特稿记者,知识增量相对少一些。来到现单位以后,包括团队氛围、考核体系、薪酬体制等都很匹配,能够支持记者做更深入一点的报道——比如原来跑突发,四五天甚至两三天交稿,现在你可能有两周、一个月甚至更多时间。这也有助于你做更多的采访,更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个选题,从而积累更多的知识。

蒋志高:做财经类调查记者,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

张鹭:如果你强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而非记者的性格品质,那我觉得是工商档案、上市公司公告、财务报表、企业改制批文、资产评估报告这类材料性的东西。这既是证据,也是进一步调查的线索。当然,这也不是万能的,有的时候你必须得找到核心人物开口才行,这些材料可能一点用都没有,但多数情况下是多少有些用的。

蒋志高:你是如何看懂这些东西的?

张鹭:其中大部分材料,一般人都能看懂吧,除了财务报表比较专业以外。说实话我现在也只能简单的看懂财报,不过好在有个四大出身的同事,一般有类似选题,我就邀请她加入。

原理其实不复杂。因为你要去做一个选题,肯定是有个方向的,你带着这个方向的疑问去做针对性的采访和研究。

近期出事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他的报道主要是质疑中联重科的两个事:一是改制时涉嫌国资流失,二是涉嫌财务造假。其实这些内容,我们在一年前的报道里也涉及过,当然角度肯定不同。

这里说说财务这一块,实际上在今年1月,网上就流传有匿名举报信,指控中联重科财务造假。企业自己当然是否认的。我们的角度,是分析其激进销售策略后面暗藏的财务隐患,倒不是去质疑造假。但不管怎样肯定离不开看财务报表,我当时就拉上四大审计师出身的同事一起做,以她为主,我配合。

企业财务无非三张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跟这选题有关的主要是后两张表。我把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历年来的两表看了一遍,把一些相关的数据列表对比,也跟行业其他竞争对手做对比,当然也请教了很多财务专家和行业分析师。

通过对比很能发现问题。2012年,工程机械行业可谓哀鸿遍野,以前三季度季报来看,仅有中联重科一家的营收是增长的,还达到了17.7%,但其主要竞争对手三一重工和徐工机械是下降,分别为-1.46%和-1.7%,另一家行业小兄弟山河智能甚至降到了-37.

97%。对于这种增长,你心里是会打个问号的。虽然我也从行业里听说,中联重科在这一年确实很急进。这个行业的销售模式是,企业先收很低的头期款把设备卖出去,等客户利用设备产生了效益,再慢慢还款。这样就造成大家的营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应收账款,三一重工甚至有一半是应收账款,这个风险是很大的。万一客户违约,这些账就成坏账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又去对比了现金净流入与账面净利润,发现长期不匹配,两家企业每年利润都很高,但净现金却很少,说明都是纸面富贵。其中中联重科比较夸张,在过去六年中仅有2006年表现正常,其余五年净现金流远远少于净利润,最严重的是2010年,当年的净现金流量不足净利润的八分之一。我们后来做成了柱状图做对比,一目了然。

因此,各家公司都会在会计手法上玩些花样,做些粉饰,可以说是行业潜规则。有的动得多一点,有的动得少一点。当然,我们这个报道不算调查造假的报道,仅仅是起到提示风险和揭示行业内幕的作用,但调查企业财务造假,原理跟以上分析是一样的,只不过要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做实地调查什么的。

这只是一个例子。不同的选题,会关注报表的不同部分。像南方周末的陈中小路调查河南宋基会把募捐款项拿出去放贷,就是翻阅了十来家宋基投资相关公司历年的年审报告,发现几乎所有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两个科目,金额都非常巨大,少则数千万,多则数亿,但其他科目的金额,相对都比较小。

对照这些公司的年审报告里的明细记录,发现许多借进来的钱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河南宋基会,而最终资金的去向则是五花八门,仅记者所掌握的部分名单,就分布在房地产、钢铁、计算机网络、商品贸易等诸多领域。

蒋志高:和5年前相比,你最大的变化是?

张鹭:我觉得是看问题的维度更多了一层,学会了把故事讲复杂一些。这种复杂不是逻辑不清的复杂,也不是某报总编那样和稀泥式的“复杂”,而是试图呈现更多的维度,更立体地还原事实。每当写大稿时,我总是试图把故事内嵌到一个相关的框架中去叙述,而不是让它孤立地出现。当然,这也要选题本身具备这样的潜质才行,不能硬套,有的选题适合以其他的方式呈现。

举个例子,我刚刚写完一个封面《空方囚徒》,线索源于外媒的报道。案子很简单,一家在美国和加拿大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公司,起诉一家做空该公司的国际空头的分析师,说他有份参与的做空报告是虚假陈述,涉嫌故意损害公司的商业信誉以获利。

我看了下这支中概股被做空的时间点,正好是在华尔街针对中概股的做空潮高潮时期,这个事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于是就将其作为中概股被做空的代表案例来写。我们找了包括涉案空头在内的很多业内人士,甚至请驻美国的同事专访了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主席。

在采访时,我会带着好奇去问问题:空头如何寻找猎物?如何展开调查?如何写做空报告?如何操盘获利?此外也不限于案件本身,谈及整个中概股的做空与反做空,以及中概股在华尔街信誉的形成与破产,还有目前的跨境监管症结等等。我相信,在这样一个框架里,读者能够更立体地了解这个案件以及这个领域的问题。

这种变化是由教训铺垫出来的。2009年,通钢改制血案,我当时代表前东家去采访,正好我的现领导罗昌平也在代表老《财经》采访。我们的稿子先发,昌平看完给我发短信说,“兄弟,你们把这个事的逻辑写反了。”我当时欲哭无泪。但也难怪,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月,采到了最核心的人物,我们只做了三四天。而且面对企业改制这么复杂的事,我当时连要查工商资料都不知道,因为以前做社会突发根本不需要这些。

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当你缺少专业知识和分析框架时,同样一堆事实碎片甚至能被组成两个完全相反的逻辑。这完全是无知带来的错误,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没多久我就投奔《财经》了。

蒋志高:怎么避免被人利用?

张鹭:刘铁男被双规后,类似的声音也指向了《财经》。我的看法是:无法避免。记者与举报人之间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同样的关系也适用于纪委、检察院与举报人之间。举报人利用纪检委扳倒举报对象,纪检委根据举报线索查处贪官,这跟记者通过举报线索写调查报道同理,但没有人会指责纪检委被举报者利用了,对不对?

你不能指望举报者都是急公好义、全无私心的活雷锋,事实上,他们大多是因情感、利益或其他问题而反目者。你只需要从他们那里获得和核实事实部分,然后按照你认为是的逻辑把它们写下来,不要陷入对方的逻辑。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举报内容必须是事关公共利益或是符合贵刊报道口味的,否则就不能纯粹为了给举报人当棍子而写稿。

蒋志高:赞成记者举报吗?

张鹭:很矛盾。因为这事得从两个层面看:记者除了拥有职业身份,同时也是个社会人。从前一个层面,记者不应介入、推动新闻事件的发展,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这是职业伦理;从后一个层面,公民获得贪腐线索、证据,行使监督举报的权利无可厚非。

我想,这或许是新闻人永恒的困惑。举个众所周知的极端例子,一个摄影记者在非洲拍摄了一张照片,是一只秃鹫等待一个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幼童死亡,好吃掉他。这个记者不去施救,眼睁睁看着孩子饿死,秃鹫去吃他,并拍了下来。

这符合职业伦理,但违反人性。据说他借此拿了普利策,却在几年后因饱受指责、内疚而吞枪自杀。另一方面,在中国,也有不少记者的报道成为利益方打击对手的“棍子”,当然这是新闻报道,在“举报界”暂时还没听说类似的事。

蒋志高:调查记者的前途是?

张鹭:财经类的,可以去公司做PR,或者去机构的业务部门,或者干脆创业。社会类的一般被认为转型困难一些,但也有转得比较好的,像南都孙志刚案的陈峰、王雷,南周的傅剑锋,包括南都后来相对年轻一点的龙志,我身边一个财经法治组的前同事,也做到某公司的部门总经理了。包括王克勤、邓飞这样转型做公益的。也有像刘建锋那样做众酬的。

我记得傅剑锋曾受访分享过他的转型,我仅凭记忆复述,大致逻辑如此,细节可能不确:2009年或是2010年左右,他曾受邀去做一个演讲,为了这个演讲,他专门对南方周末近年来头版报道做了量化统计,发现传统媒体在内容上受互联网影响越来越大。

这个统计好像是有个数字的,这个数字给他的心理冲击很大,此后他开始注意互联网,后来去了腾讯,先是做内容,后来转向运营。他还在腾讯做内容时,曾组织过一次探讨传统媒体人转型的小型分享活动,就在北京世贸天阶边上,腾讯的一个会所里。

包括陈峰在内,很多转型的记者都在。傅剑锋也谈了自己的情况,他当时刚操作完卧底卖肾图片报道、奢侈的动车图片报道,还在操作公益项目,他感叹说,在门户网站所能调动的资源和呈现的方式,都较之传统媒体有很大的优势,一个东西在腾讯的各种平台上推送一下,获得的注意力是特别惊人的。从他说话的语气,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是乐在其中的。

我另外一个同事,现在在联办下属的一本刊物做经营负责人,她是老《财经》出去的。非常优秀的财经类调查记者,有一次一个国有企业出事,震动极大、全球瞩目,需要去找到核心当事人,也就是那国企的负责人。她得知这负责人在某天要飞回老家,混到飞机上跟他一起回,她通过换位置换到了他身后,然后等下飞机时把他摁在停机坪聊的。

当时《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摸到他老家找他,但没找到,她是唯一接触到核心信源的记者。但她后来转到另外一个刊物,要去采访以前采访过的一个国内IT巨头副总裁,那副总裁说,你还在媒体待着干嘛?来我们这吧,我们这缺人。

她自己也对媒体有点意兴阑珊,又对公司的运营感兴趣,就去了。但她后来发现自己对这个岗位的兴趣没这么大,又适逢一个媒体老总想做企业家俱乐部,也叫她过去,这是与国内一流企业家贴身相处的机会,她对这个很感兴趣,就过去了。

做了几年,积累了一些资源后,她又回到联办出任经营负责人。因为她很喜欢这个杂志,而且这杂志的经营模式特殊,需要慢慢摸索着做,她也愿意来挑战一下自己。

我觉得,前途不是提前规划出来的,是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性格特质、人际资源等实际慢慢摸索出来的(比如以上两位,都是兴趣驱动型的转型),但心里一定会有个大致的方向,然后等待一个合适的机缘。

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由于技术的进步和理念的普及,众筹正在逐渐从观念变为现实。众筹网最近上线了十几个新闻众筹的项目,涵盖互联网、时尚娱乐等主题,包括专栏作家信海光发起的“中国手游圈调查访谈”项目,《21世纪商业评论》记者罗东的“动漫之都的升级与转型调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赵楠的“中国比特币市场调查”等。

蒋志高:你关注哪些微信公众账号,为什么?

张鹭:有的是亲友同事的账号,有的是经济金融类的账号。在后者中,有的是传统媒体的,也有的是个人在运作。因为这些账号在筛选推送我感兴趣领域的好文章,相当于一个人工智能的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