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谈 国民党的组织真相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写作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试图从此角度来考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王奇生在书中认为,国民党虽然经历了“以俄为师”的改组改造,但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党力”。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王奇生,就国民党改组的时代背景、治党内幕,其基层党员的发展、管理,乃至党政与党军关系等问题展开探讨,向读者还原国民党的“组织真相”。

记者刘功虎

向苏俄

学习“组织”

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最擅长的是“组织”,这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欠缺的。所以特别希望向俄国人学习“组织”的功夫,包括政党的组织、军队的组织和国家的组织。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次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复职。CFP供图

读 :你的著作从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写起。孙中山为何迟至晚年才提出改组国民党?当时的国内国际背景是怎样的?

王奇生:如果从兴中会、同盟会算起,国民党是一家“百年老店”,经历过多次转变和转型。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改组”国民党,是比较关键的一次。此次改组最显著的变化,是由过去的“取径东洋”、师法欧美转变为“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俄的治党、治军、治国模式。

孙中山认为,俄国共产党最擅长的是“组织”,这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欠缺的。国民党之前的革命不成功,首先是因为党的组织太涣散。孙中山以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痛心疾首。所以特别希望向俄国人学习“组织”的功夫,包括政党的组织、军队的组织和国家的组织。

而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正想向东亚各国扩张其世界革命力量并寻找盟友,特别重视中国,一方面扶助中国共产党成立,同时也大力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进行国民革命。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当时正处于事业低潮,特别需要外力援助。

读 :孙中山为何选择的是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方式,而非其他的组党模式?

王奇生:中华民国初年,孙中山一度醉心于西方的议会政党政治。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不赞成同盟会、国民党一党独尊和垄断政权,也不主张将自己党的主义定于一尊。在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很快对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的前景表示失望,认为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国家主权的独立和统一,再起革命有赖于一个强大革命党的领导。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增强了孙中山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的信念,并为这一信念提供了实践成功的示范。所以他晚年不仅主张一党治国,而且主张“主义治国”,但他的政治理想,一党专政只是向宪政过渡的一个阶段,而非最终目标。当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眼中,孙中山堪称“麻烦制造者”,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当苏俄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孙中山自然深怀感念,师俄也就顺理成章。

读 :孙中山如何具体学习苏联做法的?

王奇生: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除了“主义不变”外,其他基本上均学苏联。1924年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几乎照抄1919年的俄国共产党章程,组织体制全盘仿效。国民党规定“区分部为本党基本组织”。这种基层细胞的特点,一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笼罩性,每个党员必须是某个“支部”或“区分部”的成员;二在于它强化党员群体的凝聚性,在同一区分部里,党员一起开会、活动、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三在于它深入民间的渗透性,通过基层组织考察吸收新党员,以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

军队方面,孙中山一直希望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但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获知苏俄红军的组织体制能确保党指挥枪后,他手按红军模式建立“党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党代表”在法理上有与军事指挥官平起平坐的地位;“党代表”对军事指挥官具有监督制衡的作用。这一制度改变了军队效忠于军事长官个人的旧习,实现军队由私有化向党化的转变。

带你顺藤摸瓜

记者刘功虎

王奇生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访问台湾时,曾有当地学者向他提起: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同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章先生说他当时对此话并未深想,以为对方意指两党同属一个社会的产物,或是同具中华文化的传统渊源。后经言者点破,他才明白过来,对方指的是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

通观《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我们可以对“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的看法有更为深切的理解。

该书作者、历史学家王奇生,1963年出生于湖南湘乡,曾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研究。

1997年,王奇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教授让他参与其主持的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国民党史》,并分配他承担研究国民党的组织史。他笑言,《党员、党权与党争》“是命题作文的结果”。

但在书中,他提出了多项独到的见解。

他研究发现,国民党虽然师法苏共模式,但其师承的只是其组织形式,而排斥其意识形态,结果只学到半套功夫,只能算“弱势独裁政党”。而全面学习苏共的中共将对民众的吸纳组织能力发挥到极点,并生发出不少创新之处。在最后的“大决战”中,国民党自然难免败北的命运。

他还发现,党政双重衙门的成本负担,早早在国民党身上体现出来。机构高度膨胀,掣肘急剧增加,加之基层的党部运作呈虚拟状态,党政互不统属,最终削弱了党治基础。

国民党究竟代表谁?上世纪20年代,国民党改组派领头人陈公博挑起一场激烈争论,焦点是国民党代表谁的利益。一派主张代表一切被压迫的“革命民众”,一派则认为代表全民。后者代表了党内主流意见,渐渐占了上风。王奇生相信,这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政党在实践上都不可能代表超阶级的全民利益。

因此,“一根藤上的瓜”之类判断,也可以说很不确切。国民党的立党宗旨、意识形态,从骨子里是以英美等西方政治学说为出发点的。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与英美政党的精神信仰嫁接,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国民党的失败。

“清党”

重创自身

在“清党”名义下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2.6万余人,而其他被杀的人包括国民党员有31万多人。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

读 :你用了很长篇幅揭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种种真相,请谈谈孙中山当初为何同意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王奇生:第一次国共合作,既不是中共方面主动,也不是国民党方面主动,而是苏俄和共产国际方面促成的。苏俄想在中国寻求盟友,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中,比较看好国民党。中共刚成立不久,苏俄方面认为中共很难独立开展革命,建议它与国民党合作。

当时中共不太情愿与国民党合作,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完全服从其指示。而孙中山同意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联俄”的考虑。孙中山知道,想得到苏俄的援助,自有必要搞好与中共的关系。

对孙中山而言,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服从自己领导,至少要比中共自树一帜、与国民党竞争来得有利。孙中山自然不愿与中共对等“合作”,只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读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蒋介石清党对中共的沉重打击,你在书中极富创见地提出,其实清党带给国民党的创伤几乎等量沉重。可否具体分析一下?

王奇生:1927年国民党清党分共,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共党”。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激进的国民党员也广泛受到牵连。

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国民党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这意味着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

其中国民党青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离国民党。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不少真正有信仰有理想有革命热情的党员受清洗,被淘汰,导致党的严重虚脱和分裂蜕变。

蒋介石

“重军轻党”

蒋介石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是全国军队化、全国军事化。国民党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读 :蒋介石是怎么确立其领袖地位的?

王奇生:台湾学界的看法,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意味着孙中山确立蒋为“革命接班人”;大陆学界则认此为蒋介石“崛起”的标志。这两种说法均与史实不符。

黄埔军校确是蒋介石事业的奠基点,也是他后来“崛起”的重要凭藉。但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力,是在一两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蒋介石还称不上已真正“崛起”。孙中山在世时,比较看重蒋的军事才能,而没有看重蒋的政治能力,所以让他专门办军校,没有让他参与党政,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既没有让蒋参加会议,也没有让他当选中央委员。

再说,孙中山时年58岁,他恐怕也不会料想自己第二年会患绝症而急于要确立一位接班人。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革命接班人”之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国民党内论资排辈的话,胡、汪之外,至少还有廖仲恺和许崇智在蒋介石之上。只有在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流放,许崇智被逼走,汪精卫负气出走之后,蒋介石才开始掌控最高权力。

应该说,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才是蒋介石崛起的标志。由于蒋介石是以非正当手段夺得最高权力,在很长时间里未能得到党内多数同志心悦诚服的拥护,直到1938年蒋介石才敢名正言顺地出任国民党“总裁”。

读 :孙中山晚年的那些改革,国民党后来延续了吗?蒋介石执政后的治党、治军理念如何?

王奇生:蒋介石是军人出身,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后,明显重军轻党。在蒋看来,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军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主导群体,在一切社会组织中,只有军队组织最严密、最科学、最合理,所以他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是全国军队化、全国军事化。在重军轻党思想的主导下,蒋不仅把军队作为“安内攘外”的工具,也将军事将领和军事组织扩展到地方行政的前沿。国民党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读 :国民党后来在与共产党的“大决战”中为何惨败?你是否觉得,对于竞争政权的政党而言,党组织的力量具有比纯军事力量更强大的威力?

王奇生:国民党移植以政治工作为特色的苏俄党军制度,并在北伐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惊奇的显著效果。但在“北伐”结束后,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殊途异辙。共产党将其发扬光大,国民党则将其废弃。“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重新恢复军队政工和军队党务。

但在重军轻党的大背景下,军队政工党务已无法恢复“北伐”时期的功能与信誉。蒋介石担心军官与政工人员二元并立,互相监督,会牵制军事将领的指挥,导致关系紧张,所以他明令政工人员应服从带兵官的指导。这样一来,政治工作实际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附庸,受到军事将领的普遍轻视。

“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方面,总是以党的力量为先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国民党相反,其党组织在战争中几乎可有可无。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也承认军事的溃败与政工制度运作不良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民党从未

真正统治过

全中国

国民党从未

真正统治过

全中国

国民党基层党组织根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始终没有达到俄共、中共那样的水准。党部分布不均衡,很多农村没有党组织。由于经费、上层重视程度不够,基层党组织根本组织不起来,长时间不开会,已有的组织甚至都慢慢消亡了。

读 :国民党由革命党过渡到执政党后,组织形态呈现出哪些特征?

王奇生:执掌全国政权之初,国民党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只能控制全国25%的地区和66%的人口。可以说,国民党执政的22年间,从没有真正统治过全中国。

读 :你书中提出了一个“弱势独裁”概念,认为在大陆执政时期的国民党属于“弱势独裁”。在一般的印象中,“独裁”都是强势的,如何理解国民党的“弱势独裁”?

王奇生:“独裁”而分强弱,自然是相对而言。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蓝图最初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三权分立学说,加上考试、监察,形成了五院制(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

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很像西方议会政党。相对而言,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读 :国民党“党国”体制在中国的实际生态是怎样的?

王奇生:国民党中央实行“党治”,党部之下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分别与行政系统相对应。在“训政”体制下,党政两大组织系统双轨并进,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明显区别开来: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

尽管如此,国民党基层党组织根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始终没有达到俄共、中共那样的水准。党部分布不均衡,很多农村没有党组织。由于经费、上层重视程度不够,基层党组织根本组织不起来,长时间不开会,已有的组织甚至都慢慢消亡了。

读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国民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这一说法符合历史实际吗?

王奇生:国、共分家以后,国民党既反对阶级斗争,就意味着它只能维持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不予变更,并使自己去适应和迎合旧的社会秩序中既得利益阶级的诉求。国民党的做法既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也没有赢得地主的欢心。在国统区,地主不仅不积极支持政府,反而控扼着地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极力逃避税收,逃避兵役,抗拒和抵制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张和渗透。

在城市,国民党企图兼顾劳资双方利益,其结果常常两不讨好。在工人一方,经常指责政府偏袒资本家;而在资本家一方,也往往怪罪当局袒护劳动者。国民党置身于劳资两方的矛盾夹缝中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