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丽娟的座驾 庞丽娟代表:教师公务员身份是解决待遇的源头
主持人:覆盖的人群的广泛度和基础教育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性,决定了中国农村教育的重要性。
庞丽娟:对,基础型的教育是一种普及性的,基础性的教育。它具有基础性的先导性的教育。农村面对的学生更大。如何提高义务教育,如何进一步使我们农村教育通过更好的改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关注而研究农村义务教育的。其中在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的资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直接跟农村教师的素质的提高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
现在根据我们研究看来,农村教师队伍的素质,通过我们这些年各方面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和改善,但是仍然还存在不少的问题,甚至是影响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国家这些年提出新的建设发展的任务,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大家对农村义务的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就使得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意义凸显了,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教师队伍当中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也就更加的凸显出来。教师队伍的建设如何,他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当前农村教育的瓶颈。所以这些年我们在关注农村义务教育的时候,重点这些年逐渐的从一开始,比如说怎么推动、财政投入等等,因而关注到教师队伍的素质当中。
庞丽娟:国民需要提高,所以这是责无旁贷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在关注农村义务教育对教师队伍的建设。今年有两个提案直接关系到这个。
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提案的产生背景
主持人: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您每天都会提出不少的提案,根据我们的了解,去年您提了一个关于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提案,而且反响很大,效果不错。网友也想了解一下,您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提案?是出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庞丽娟: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农村义务教育的积极健康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广大农村低于新一代素质的提高。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他原本是一项我们就近年的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成了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
由于在一些地区,在对这项政策理解的推行上的,盲目的求多求快,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结果。提出突出许多原本能就近入学的农村儿童家长困境,形成了上学远和难的问题。我们发现不少的农村中小学每天上学往返的路行很多里路。我们发现1/3的孩子往返才超过十里路。特别是在偏远的地区,而且有时候遇到刮风下雨。有时候还发现一些自然灾害。所以孩子的人生安全也是得不到保障,所以出现了一些上学远和上学难的问题。
主持人:一般是多大孩子?
庞丽娟:11、12岁,有的甚至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小孩子,年龄都不大。这是一个是盲目的特点,求多求快以后,造成不少农村儿童求学困难。再一个而且加重了农村家庭经济和生活的负担。因为上学远、而且上学难,有一些孩子得住校,住校带来住、吃。
要住、吃或者有一些住校住不起,就得走,走又太远,家长又觉得太远,所以解决交通问题。又在外面解决午饭在外面吃的问题,又加重了家庭的经济困难。现在上学远了以后,甚至要太远要在学校里住宿,原本又孩子承担的家务,现在全部由家长来承担了。
现在农村的妇女纷纷反映一方面子女的费用成了孩子的上学困难,再一方面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剧增,家庭经济加重,所以有一些家长不得不让孩子退学回家。这就是农村的辍学现象。
在一些地区我们做调研的时候也发现,中小学学校布局调整的不当,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产生了社会问题的隐患。我们在一些地区也听到了反映和发现了这些情况。
当前在一些地区存在布局的适当,盲目侧点对象,严重影响了一些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的普及,制约了农村义务教务持续健康的发展。
这使我们促进了进一步去研究中小学调整的问题,及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积极健康发展的影响。在04年05年我们进行了一年半多的调研,在一年半多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分析基础之上,在05年的下半年我们形成了一个,在调研报告中我们提出在06年初形成了关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建议。
主持人:杨兰老师在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杨兰:我谈这个问题可以补充一下,我这里有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是基于上述研究,一个是资源的投入方面,我们以往的投入是先到中心,然后再到边远。现在是先边远然后再往中心。把资源倾斜到边远的地方去,布局现在是以实际行走的距离来核算,而不是以半径核算,来保留适当的教学点。
第二承认和支持民办的学校。因为他有那么多需求,有那么多的学生。撤并点的校点,老师还是那么多,但是学生一个班级可能是80多人,100多人一个班级。这样的教学的质量造成了一些压力,出现了一些民办的学校。我们有一些学者的调研下来,在两免一补之后,也是保留下来的。两免一补学生又到公办学校,有的民校就垮了,虽然有的民校不是不差。
第三对撤并校点建设一些支持。不管是各种改造和政策也好,在公路沿线的地方还有调整保留下来的地方都有很好的学校。不管走多远,只要是保留的学校,我们能够看到最好的房子是校舍。但是在计划当中撤并的社区,暂时还没有享受到一种待遇。希望能够尝试一校多点的模式,改善偏远学校的条件,采取补点方式,保证边远的儿童能够分享教育资源。
第四个师资的循环流动和反向的激励机制,给老师提供优先培训的机会,增加他们的边远地区的补贴,使他们能够安心的、能够专著的在贫困的地区做教学工作。
第五个提升代课教师的福利。代课教师确实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群体,据我们了解现在的代课老师由当地的乡、村学校,甚至是学校自己给他们一些补贴。他们的工资是很低的,有一些是民间的机构给一些补贴,这些补贴很低,让实际代课的老师安心工作的话,可能只能有国家和省里面来给他们资金和福利。
第六个是对教学点采用新型的复式教学。
第七个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点或者是中心校的低年级实施双语教学。
第八个支持志愿者到边远山区支援,尤其鼓励本土化支援者反哺家乡,以替代性的补充边远点师资的不足。
第九个国家发行教育券的方式,对基础教育的投资方式进行改革,学生持教育券自行选择学校,学校以教育券为凭据申请教育拨款。
第十个引进、鼓励社会力量对民间对边远山区的校园进行资源的投入,共同促进农村边远地区的发展。
陈至立国务委员当天对提案做出批示
主持人:通过这么长时间调研和分析,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提出来之后有什么效果?
庞丽娟:提出这些提案以后,效果反响还是非常热烈。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不仅仅向人民日报、北方日报、中青报、人民政协报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而且我也受到了很多地区的,像一些行政干部、校长、老师、家长的来电、来信,他们跟我进一步的反映很多的情况和材料。
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国务院和教育部对农村教育结构调整十分重视。在我这个提案媒体报道,后来国务院办公厅把这个提案报送上去以后,陈至立国务委员当天就做了批示。
批示教育部此事要引起高度重视,请教育部“阅研并约庞丽娟教授面谈,深入听取她的意见。”而且在06年6月份,教育部专门就此问题专门下发了两个问题,教育部关于实事求是并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切实解决农村山区交通不便地区中小学孩子上学远的问题有关通知。 主持人:这些提案得到了媒体、领导、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庞丽娟: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快的,六月份就出台了两个文件。通知下发到现在也就半年多的时间,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刹住了求多、求快,盲目测定的风。布局调整当中适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在大家各方面共同的关注和推动下,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和解决。
国务院教育部这个问题的重视效果应该还是挺有效率的。另外我觉得这个事情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从政策的出台和转换的实践,毕竟是一个过程。转换是需要时间的,从原来侧点要解决孩子实实在在上学远和上学难的问题。
如果有学校在那儿里,但是需要把教师给恢复,另外也不一定完全恢复原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个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工作。是一个怎么让孩子切实解决上学远和上学难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除了解决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以外,还有教学质量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结构上,我觉得仍然有不少进一步的深层次的,或者是新出现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比如说布局调整以后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教师素质问题。再比如教育教学这些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是学生的管理问题,布局结构条件以后,很多集中到乡镇学校,学生住宿,住宿学生管理的问题。这些学生学校乡土文化的淡漠和漠视的问题。
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文化的传承、价值的传承。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到学校住宿了,一出去就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有很多文化就疏远了,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值得关注的。我们教育不仅仅是让孩子获得知识。
特别是对乡里乡亲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说青春期孩子的恰当的心里引导的问题。我们前几年想象不到的问题,我们以为城里的孩子有这些问题,校园暴力、拦劫、抢劫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女孩子也有。现在在农村的学校也有。所以像这些问题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教育教学和质量问题、学生的管理问题、住宿文化的传承还是淡漠的问题,青春期心里引导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研究和探讨的。
主持人:这是由结构调整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来做的。
庞丽娟:在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所以这是伴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需要我们积极去探讨和研究和解决的。给我们教育者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恰当的适宜的进行调整。也不仅仅是解决孩子入学远和入学难的问题,家庭经济负担的问题。随着新的情况的出现,还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乐施会为农村教育做出了很多努力
主持人:感谢庞教授对农村教育问题的介绍。今天还请了乐施会的杨老师,乐施会作为一个香港的民间慈善组织,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对于内地希望杨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杨兰:乐施会它是一个民间机构,它是1975年由香港自愿者成立的机构。可能内地对乐施会不是很了解,乐施会在香港的公信力是很高的。从1987年开始,乐施会在农村的扶贫发展和推行一些工作到现在为止大概投入的资金超过三亿人民币,关注的领域从农村的生计发展一直到医疗、卫生、教育。
主持人:主要的着眼点是在农村的人群?
杨兰:对,所关注的是一些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的山村。比如说重点是在西南、西北、贵州、云南、甘肃。
主持人:自己的一个调研也好,下到一线一个经历给我们带来了分享中的问题。杨兰老师作为乐施会对农村教育调整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做出了一些资助,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些?
杨兰老师在对乐施会的工作进行介绍
杨兰:这个问题的起因是这样的,98年的时候,香港乐施会在贵州晴隆县有四个社区发展点,我们开展了生计扶贫的项目,01年的时候我们对新的项目需求做了一个评估。发现有两个社区,他们的呼声很高。其中一个村是晴隆村,苗汉杂居的一个村寨,这个村的最近的中心学校实际的距离是七公里以上,但是这个村没有学校。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村的120名的七到十二岁的有72个辍学。占整个七到十二岁的60%。另外一个社区是江心村。江心村是一个布依族和汉族的村子,距离学校有五公里,儿童是168人,其中辍学和失学的161人。
因为路远辍学的儿童是55名,占了47.4%。另外一个村是彝族和布依族,有179名儿童,失/辍学116人,占了68.
8%。本村有一个教学点,听到农户有这样的要求之后,我们作为一个关注边远地区、关注弱视群体的民间机构,我们决定建立两所学校。但是这实现要和教育局商量,关键还有老师。所以我们和教育去谈这个问题遇到一个新的情况,当时我们不知道。
这个县正在执行集中资源办学的政策,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他的重点是建设中心的学校,在三公里的服务半径之内,不再增加新的学校,有这样一个政策,当时教育局比较为难。教育部好像规定,行政村应该是有学校的。而且辍学的儿童很多,教育局就接受了这样的援助,我们分别在这几个地方增加了教学点,而且配备了相应的教师,解决了320名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
虽然我们解决了320名学生就学的问题,从教育部来讲是一个宏观的决策,但是从各个省、区、县都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对于贵州省来讲,把它作为2001年为老百姓办的十大实事之一,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实际上集中资源办学者这样一个决策它的出台毕竟是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由于计划生育做得好,入学儿童的人数减少了。
为了避免大量的校舍的闲置,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集中资源办好中心学校,办好学校的社会效益,从这样的办法下出台的。特别是人口密集地区的问题,但是对于边远的山区,地理条件不一样,而且经济欠发达。如果这个政策也照搬的话,是不是合适呢?我们有一个疑问。
而且带着这样一个疑问,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西部山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刚才庞教授也谈到他们调研中发现的新的失学、辍学。我们也发现了有这样的问题,有的学生的年龄比较小,尤其是路远,他们推迟了上学的年龄。
本来是6岁、7岁城市是这样的。农村是7岁、8岁。他本来是在他的家门口可以上学的,但是他要到家远的10公里上学。还有一个家长没办法就只好让学生辍学,造成了新的失学、辍学的情况。
但是这样的影响在边远的地方,在我们所调查的西部省份他被普遍意义上的规模和效益所淹没。就像庞教授所说的,追求规模效益,普遍的被这样的趋势说淹没。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的重视。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这样政策一刀切的情况,对边远山区和实际状况的情况了解是不够的,而且条件分析也不够。
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为了找到这个问题有多广泛,它有多大的普遍性,所以我们积极的寻找关注这个问题的合作伙伴来一起对这个问题做调研。
于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支持贵州大学和广西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分别在贵州的大方、雷山、长顺、广西的东兰、三江、忻城、那坡选取18—20个农村、乡、村、校点进行具体调查。这一次调研工作的主题是集中资源办学对边远贫困基础教育影响的研究,主要是注意聆听各个相关利益群众的声音。
比方说政策牵扯到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学生、农户、资源被集中和被保留下来的学校。聆听各个相关利益的声音,了解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和它的程度。
我们希望在充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上,对农村投资管理体制和布局调整进一步的完善,献计献策,提供第一手资料,当时是这样希望的。后来一年半之后,调研结果出台,发现在边远山区集中资源办学的负面影响是大于正面影响的。
核心问题是路远和路途的危险、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造成了失学和辍学的现象。从地理上来看的话,贵州广西不同,广西学生行走的难度是相对要轻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贵州比广州还厉害。后来我们在广西大学和贵州大学分别做了两次结题会,请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学者参加会议,分享调研的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引起了相关部门政府官员的关注,他们很吃惊,他们说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一个操作层面的政策,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有这样的负面的影响。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支持的研究,只是在会上大家震惊了一下。广西电视台也去拍了一下,再也没有引起更大范围的正式和相关部门的改变。我们考虑可能是我们的样本少有关系,还有样本的范围不够广。
还有可能与我们前期的调研不太深入,关键是它对策的操作性不强有关。但是问题发现了,因为有这样一些东西存在的话,它的影响没有出来。所以针对这个问题乐施会就决定扩大样本的采集范围和数量,加强问题研究的深度,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做性的建议。
所以到03年、04年以后,这些学者思考这个政策进行了五年,我们01年做的调研,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也希望从更宏观的层面和更广的调查面上调查和研究。客观的提出建议,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乐施会支持陕西省社科院农村改革背景下贫困山区基础教育需求与政策评估。
04年05年又支持贵州民族学院在贵州的长顺县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微观和局部的深入的调研。这个调研的特点是希望他们在分析农村实施集中人力办学政策有利和不利因素之外,要考虑它的因时因地的差别。
这是一种微观的,要继续去测算的和可操作的。05年到06年我们支持贵州大学再进行一次贵州的集中资源办学政策的执行绩效的问题。在2001年的基础之上选贵州雷山、天柱、乌丹做调查。
有边远、贫困的山区、石山区。这是我们所支持的合作伙伴的调研,我们乐施会自己在期间也做出了积极的工作。我们04年的时候通过现代教育报的采访,发表了我们对集中资源办学的发现和看法。
05年2月我们也参加了第八次21世纪沙龙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通过多种方式发表了我们的看法和对这些问题的建议。同时让我们做一些行动和支持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际支持的工作。比方说对边远的地区,帮助当地援建校点,尝试一校多点的办学模式。
我们既照顾在公路沿线中心儿童的利益,也照顾边远校点学生的利益,我们04年到05年投资430万支持这样的学校。我们也对教师进行了一些培训方面的支持。我们协调北京、贵阳名师到边远山区做课展的培训。我们除了站着说话之外,做了一点实事。
主持人:对结构的调整做了一些支持之外,在实际的行动上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从广西、贵州这几个省做出了研究和投入。做出的努力也是很大的。
杨兰:作为民间机构资源是有限的。不管是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有限的。实际上这个事情要改变,必须要由政府和政策、中央还有一个文件这样的改变才是积极有效的。民间机构他可以做出他的贡献,但是他只是某种程度上来讲提供资料。
“教师公务员”的身份从根源上保证教师的利益
主持人:这些都是关于从结构上,从布局上的一个调整。我们刚才有一个特别关注的地方,从教师的角度,教师毕竟是直接对教育的一个引导者。庞教授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教师公务员地位的问题。弱视义务教育教师的公务员地位。
庞丽娟:我们教育公平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和突出的热点问题。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教育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首先是教育机构的公平,这也是前几年04年05年关注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问题,直接涉及到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机构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教育资料公平问题。教师就是关键性的因素,无论是农村教育的积极健康的发展,还是农村学生的素质的提高,教师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而教师素质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觉得农村教师的素质也在得到改善和提高。
但是当前在我们农村教师建设队伍当中,还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困难。特别是教师的身份不明确,地位、工资、待遇都偏低。 第三个是农村教师严重的紧缺,整体素质偏低。
因为教师队伍当中,代课的问题比较大,年龄化比较多,生活和状况艰难。身份的不明确,工资待遇偏低,师资紧缺,整体素质偏低,代课老师偏大,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还仍然是比较突出和比较严重的。而农村教师即便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他们兢兢业业。
他们有时候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依然坚持20几年,我觉得非常不容易,非常值得我们尊敬。我是非常的敬佩他们,他们需要帮助,值得我们去帮助。
所以近十年,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农村教师队伍的状况问题。专门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提案,我从2000年开始专门就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做了提案。他们素质整体来说不是很高,比城市的教师队伍。我觉得要分客观和主观,那么多年他就在那样一个地方很偏远,他自己没有时间出来学习和没有条件出来学习。
自然是很多新的教育理念不知道,新的教育概念不知道。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在甘肃、宁夏、贵州去的时候,看到了这些老师是让我非常的敬佩的。
让我由衷产生的想法,需要我们关注他们,需要我们用行动帮助他们。作为我们教育者来说,我有责任去了解他们的现状,了解他们的原因和情况,提出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来帮助政府,来帮助这些老师改善他们的状况,这是我们提升教师的素质。能够更好的建设这支队伍,最后使我们下一代农村的孩子受教育。
这几年我们对这些问题非常的关注,在不同的时期由于不同的情况,他突出的问题可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在2001年的时候,专门提农村教师编制的问题,这就跟教育有关系。农村的税费改革,出于进行不减轻农村负担,所以国家要进行费改税减轻农村的负担。
但是在实际的推行和实施的过程中在有一些地方,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不恰当的压缩教师编制给我们教师带来了一定的严重影响。即便是让低水平的教师配制的需求来测算,84年的低水平的需求标准来算,如果减少20%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或者是造成农村义务的普及率降低。
25000万的学生要面临失学。老师减了,就把孩子合并了,所以初中55个人以上的大班,就会从40%上升到70%以上。实际上农村因为基础分散,交通问题,也没有办法扩大,这就意味这将有更多的学生面临失学,加重和农村和农民负担。
老师减了,学校布局要进行调整,需要从新盖房,师生需要住宿,有人就不能承担这些费用,或者是路更远,就会造成这些,就会直接影响到农村队伍的建设。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当时2001年的3月份提了一个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当中,教师队伍问题的建议,要对教师队伍应该加以编制和优化。近几年我更多的侧重于教师的培训的问题。
主持人:“教师公务员”的身份是什么时候提的?
庞丽娟:今年议案中我就专门提了这个事情,因为教师的身份和法律地位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教师队伍的建设、稳定、素质提高。 义务教育是由国家免费提供,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和公共性。教师承担着国家的公务职责,所以为了改善教师的待遇和地位,保障他们能够全面有效的履行公务职责,因此我在这两年特别在今年的提案里面也写进去了,建议修改教师法,明确义务教育教师作为教育公务员的法律地位。
建立义务教育教师的公务员制度,这样以明确及权利义务和责任。也有利于保障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另外也有利于政府统筹教师的资源。因为他是公务员,有利于政府统筹和组织教师,合理有序的城乡流动,一方面促进农村教育的政策。
主持人:义务教育有鲜明的强制性和国家对它有法定的认可。如果他没有公务员的身份,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就是在教学的过程中行使的就是公务员的职责,但是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庞丽娟:我觉得他的职责和任务来说,可能我们明确教师教育公务员的法律地位更恰当更合适。这既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稳定,有利于他的素质提高。对教师队伍建设来说,一个是更恰当更合适,也有诸多的好处和益处。
教师公务员的身份和法律地位是解决教师队伍的源头性的问题。为了更好解决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问题,可能需要特别注意关注以下这几个方面,一个首先是明确身份的问题。修改教师法明确教师作为公务员的法律地位和身份。第二个我觉得是要增加和落实农村教师的编制问题。
我觉得现在农村教师的编制是低的、少的。相对于城市的编制是高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妥当的。因为考虑到农村的地理欢迎和交通,如果要有区别,应该是农村的师生比要低,教师编制应该高。 一个是教师的编制少。
第二农村的编制被逻用和占用。在解决落实这些问题上,也要增加农村教师编织的问题。我们要保证农村孩子浓缩到基本的教育。地理分布的情况和交通情况,所以农村教师的编制应该相对要高于城市地区,所以这是第二点建议。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强,要培养更多合适的优秀教师。新培养的教师如何下得去,得有编制,否则培养半天,这次国家非常大的举措,对师范生进行免费教育。所以要改变农村教师编制少,逻用和占用的情况。
第三个要切实落实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主题地位,切实保障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和待遇。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现在农村教师普遍工资待遇是比较低,甚至是很低的,特别是中西部的贫困偏远的农村山区的中小学老师,他的待遇是非常低的,生活状况非常的艰难。
代课教师工资待遇就更低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农村西部的老师工资才一千块钱到六百块钱左右。代课教师工资就更低了,甘肃汇源有600教师到40元到80元。70%教师每元只有40元,部分教师这样的工资现在已经拿了20年了。
河北过过平县有550多名代课教师,近60%的工资低于80元。另外不少地方教师三险一金,医疗、养老、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不落实。为了保证我们这些新培养的老师,确实能够下得去,我们现在在岗的教师能够留得住,所以我觉得要切实保障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政策上应该予以重视和予以考虑的。
第四个应该加大对教师培训的投入,增强教师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以切实提高农村的教学素质和教学能力。
第五个加强城乡教师流动的制度化建设。包括建立和完善城市教师到农村学校职教制度。农村教师定期到城市学校来学习进修的制度。以确实使城市的好老师待得住下得去。也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证农村教师到城市来进修,使农村教师能够出得来,学得好的实效。
杨兰老师走下讲台投身慈善的背后故事 主持人:杨兰老师在乐施会也是一名教师,从教师的讲台上来到民间机构,也是跟教育行业也是有关系的,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您的想法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件事情让我的触动很深,有十年的时间我在大学里面一直从事民俗研究,是一种民间的戏剧和宗教。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端公的信,他对我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冲击,他的面具都烧掉了,他的会计职务也被撤了,他以为我是省城来里面来的老师,让我帮他。
实际上我是帮不了他的,那时候我有一种感受,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也出了几本书,对于帮助过我的人,对他们的请求我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是山区里面的普通老百姓,我做了十年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因为我无法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处境。
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的研究也是对于文化的抢救、一种保护。当时我一直很茫然,找不到一种突破。到了2000年7月,乐施会在贵州招聘农村项目干事,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去应聘,那时候我对乐施会还是一无所知,因为我有田野工作的背景,结果入选了,这就开始了我在民间机构的扶贫发展工作,从农村生计到关注教育。
主持人:这可能是人生的一个轨迹。
杨兰: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可以说,因为十多年我一直跑田野,也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主持人:也谢谢杨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搜狐作客,我们今天的到此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