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单身潮来袭原因揭秘 单身人数呈恐怖增长

【第四次单身潮来袭原因揭秘 单身人数呈恐怖增长】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口将会变得越来越少，究其原因：一是人均收入不饱和，另一个就是未来更多的人会选择单身。据悉。中国第四次单身潮马上就要来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单身潮的来临呢？

第四次单身潮来袭

第四次单身潮来袭，我国单身男女人数已将近2亿，而主动选择单身的女性明显增多。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独居人口从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如今有超过5800万人一个人生活。中国第四次单身潮正在来临，然而社会的观念和制度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电影《BJ 单身日记》中，主人公布里奇特·琼斯是个32岁剩女，一个平淡多年、有些急不可耐要将自己嫁出去的女人。然而，身边的男人们说，女人恋爱就是抢凳子的游戏，过了三十岁没有男友的女孩，就像音乐停了还没有找到凳子的人，出局了。

在中国，有学者研究发现，超过一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农村男性被认为是异类，不但自己觉得抬不起头来，还很容易成为被村民们有意无意排斥、隔离的人群，“单身汉到哪，人家都不放心”。

然而单身者，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群体，一个社会符号。有媒体报道，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大陆有1.8亿单身男女。

这一趋势并非中国大陆独有。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台湾1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为939万人，占总人口约4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男性比例将增至30%，而女性则增至23%。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写作《单身社会》一书，表明这代表着自婴儿潮以来最重大的社会变革——我正在学习单身，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第四次单身潮来袭原因揭秘

与前几次“单身潮”相比，此次主动选择单身的明显增多，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结婚费用太高，让很多未婚男女考虑再三。

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中国光棍男女人数已近2亿，主动选择单身的“单女”明显增多。 单身者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群体，一个社会符号。

“单身”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得词。单身男女在全世界人群的比例在逐渐升高，单身的原因有很多，有自身问题也有客观问题。单身男女们为什么迟迟等不来自己的真命伴侣?据调查，越来越开放的性观念或许是主因。

“未婚人士享受已婚待遇!”一句玩笑，内涵深刻。白天忘我地投入工作，入夜转身成为单身贵族，享受生活和性的双重自由，多少男女正越来越远离婚姻?

性是婚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性不能代替婚姻本身。在如今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有选择婚姻也可以选择单身的自由;你可以选择单身而守身如玉，也可以选择单身同时有性生活，但要为自己的选择行为承担责任。

未婚妈妈的烦恼

北京深秋的一天，下着蒙蒙细雨。韦珊为幼儿园放学的女儿戴上帽子，下意识地抚摸着她的头，心疼地叹了口气。稀疏的头发，软软地耷拉在小脑袋上。发际线有些高，长度不过额头。女儿的同班小姐妹，比她小的都一个个扎起辫子了，女儿还不能。

她觉得是自己的错，“很多非婚生就是连滚带爬过来的”。作为一位高龄未婚妈妈，她独自母乳喂养，有时候累到给孩子煮米粉的时间都没有，更顾不上添加什么别的食材，以致于女儿从小营养不良。个头、体重、头发这些指标，都显得比同龄孩子要差。

“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我就特别恨孩子她爸。”韦珊加重了语气。那男人不愿意与她结婚，纠缠至今。韦珊快40岁了，眼角已有明显鱼尾纹。因为年纪大，怀孕时医生告诉她，如果打掉这一个，这辈子可能就怀不上了。再三思量后，她选择了留下。

未婚妈妈们很多有类似情况。韦珊认识一位未婚妈妈，她有瘢痕子宫加多发子宫肌瘤，几年前做过一次肌瘤手术，后又复发。怀上第一个孩子后一直保胎至剖腹产，产后医生说，今后她已经不能再做这类手术。这意味着，这位母亲只可能有这一个孩子。

韦珊的女儿快3岁了，仍然是“黑户”。在中国现行计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须持有准生证(即计划生育服务证)，而获得准生证的一个前提是有结婚证。因此，非婚生育不符合国家计生规定，属于违规生育。

超出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像韦珊这样，哪怕是第一胎，未婚生育也要被收费。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通常与各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挂钩，各地标准并不一样。

韦珊户籍在北京市朝阳区。2013年，她准备好了缴纳罚款，不料数额超出预想。当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韦珊被社区计生委告知，她需要缴纳6倍罚款即24万元，“这明明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为什么要6倍征收?”

《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确实规定，对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当事人，按照1倍征收。然而，韦珊孩子的父亲，曾经离异并育有一女，韦珊的孩子必须计算成为男方的第二个孩子。如果是第二个子女，则为3至10倍征收。

韦珊孩子的父亲户籍地在江西。江西罚款少些，但是，他们不能在江西缴纳。因为上述规定中还有一条，只要当事人一方具有北京市户籍，另一方是非北京市户籍的，由具有北京市户籍一方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的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

焦灼之下，韦珊想到了另一个办法：报告生父失踪。然而，她很快发现，这也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在北京，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提供生父信息、亲子鉴定证明。如果找不到人，需到对方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失踪证明。

然而，失踪证明是不可能的——消失的生父们，往往只对未婚妈妈“隐身”，却和家人保持联系。未婚妈妈与生父没有结婚证，即没有利害关系，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请。这意味着，如果男方无法联系、或是不愿出面，未婚妈妈们连交社会抚养费的资格都没有。

孩子的生父，还一度撺掇着韦珊“假结婚”。韦珊怀孕时，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宁夏籍男子，让韦珊奔赴宁夏与之领证。他非常满意这个安排，韦珊意识到风险极大，直到出发前一刻才拒绝。

“于情、于理、于人性，我没做错什么。”韦珊对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满。如今，对于那24万元社会抚养费，她和女儿生父僵持不下。如果对方坚持不出，她只能在自己全额垫付后，再去法院起诉。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一人一半——她始终纠结，这与双方的付出相比，差距太大，难以接受。

生育权之辩

2015年7月，徐静蕾对媒体公开了自己在美国冷冻卵子的事，引发热议。8月，央视新闻报道称我国单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冻卵子生育，徐静蕾转发微博并表示，“有一种生物叫：#我国单身女性#。”之后，作家韩寒也转发微博表示反对，“生育必须要和找个男人结婚捆绑吗?”

早在2002年9月，吉林省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这在全国的地方立法中尚属首次。它将生育权的主体扩展到单身女性，冲击了基于婚姻关系而享有生育权的传统观念。条例一出，举国争议。支持者称，此举是生育权理论的一大进步;反对者表示，它将引发众多问题，比如，万一独身妈妈意外死亡，幼子将由谁抚养?

《中国新闻周刊》就此向吉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采访申请，至截稿时止，尚未得到答复。

事实上，吉林省通过条例的2个月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炳礼公开表态：虽然单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权利，但不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此加以规定。2003年6月，国家卫生部公布了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再次堵上了独身生育的大门。

在此规定下，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也不可行。“冻卵”属于辅助生殖技术范畴，必须是持有“三证”，即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才可以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诊疗。有的医院，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但在使用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三证。

“在人类平等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已婚者还是单身未婚者似乎都应该享有生育、养育后代的权利。”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导王桂新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他说，在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不婚、不育者的数量在增多，特别是在高学历人口中不婚、不育者占有相对更高的比例。这种现象已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少子老龄化甚至已导致其人口减少。所以，在这些国家，“单身生育权”是被要求行使的基本权利。有些国家甚至提倡不管是已婚还是单身，只要有生育行为就行。

在英国，未婚母亲可以很容易地在公共服务部申请到政府补助。除了物品、食品和医疗援助以外，英国政府还直接向未婚母亲发放救助金，几乎可以满足母亲和孩子的全部生活需求。在美国，未婚妈妈的帮助项目还包括房屋补贴，提供住房券帮助那些即将失去住所的未婚母亲。

然而，这些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王桂新教授同时表示：“我个人认为，就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单身生育权或生育权与婚姻分离问题可以在理论上做些探讨，但实践上还不宜大面积提倡。”

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生育一般应以结婚为前提。传统观念上，如果一个未婚女性生育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甚至认为这位未婚女性有男女关系不检点等品质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单身生育权”这个提法不太合适。

事实上，在中国当下社会，不仅缺乏对未婚妈妈的支持系统，甚至还会剥夺其部分权利，比如，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无法报销，想要休带薪产假也需要提供准生证，只能被迫辞职。

2011年8月，一位读者向某杂志去信称，自己在公司组织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怀孕，因尚未结婚，她多次向公司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不会影响工作，但公司还是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为由，解除了与她的劳动关系。

隐藏的阻碍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京男人王宇所在的某国家部委，都要请单身青年们吃一顿饭。饭桌上，领导以热情且同情的语气表示，要过节了，没人照顾你们，代表局里、代表局长书记，让你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云云。

这顿单身宴，王宇吃了十几年。年纪越大，越吃越不是滋味。他常被要求致祝酒辞、现身说法，从“正面角度”督促。直到最近两年，国家收紧公务消费，这惯例才被取消。

他今年43岁了，眉眼间略显年轻。工作之余，他每天练习一小时毛笔字，周末打场排球。今年计划看60本书，已经快要完成目标。闲暇时和朋友们聚会，喝点小酒。在他看来，单身生活丰富而自由，并不需要“慰问”。

然而，他的婚姻问题，却是局里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每年，局里报送业务工作计划和思想政治工作计划，后者包括年轻职工的婚恋问题、解决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等等。曾有一位领导在会上开玩笑，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帮王宇找个对象。

“在中国，像我这样传统的国家机关，领导风格还是家长式的。从内心来说，他们认为单身是一个隐患、一个不安定分子，是领导管理无能、工作不到位的表现，是一种复杂的心态。”王宇说。

一位直属领导曾帮他介绍三四次相亲。第一次不成，领导还笑着说没事，再给你找个好的。再不成功，领导的态度越来越冷、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位领导既热心又有些执拗，以前遇上冷天出门，他常常坚持要王宇多穿一件外套，不穿还会生气。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看来，“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几乎把所有的个人都纳入单位之中。而单位组织在其内部成员面前扮演着父母官的角色， 它将各种社会功能集于一身，并尽可能地为成员提供多样的服务，自觉或不自觉间逐步演变成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

去年底，局里小范围开会讨论干部任用，有人建议将王宇调至某个空缺的正处长职位，一位直属领导表示反对，“还没结婚呢，干啥呢。”此事便不了了之。与会的一位同事将此事告知王宇，催促他，“你赶紧解决吧。不解决，领导对你有看法、有想法，不好办。”

“结婚不是加分的条件，但单身，很可能是阻碍你的由头。”王宇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单身只是导火索，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领导可能会认为你缺少大局观、缺少集体意识，或者干脆不求上进，肯定会在心中留下阴影。”

他们单位有着“单身不外派”的潜规则，大意是担心单身者不负责任、不被信任。不过，离异的则没有关系。1995年参加工作时，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单身者只有35岁以上才有资格申请，结婚者没有年龄限制。为此，王宇等了10年。

前些年，单位每年组织一次休假，允许带家属。有两次，王宇也报了名，最后却被刷掉了。一般是政治处领导给他电话，“人挺多的，别人都是带家属。你就一个人，这次能不能牺牲一下?以后还有机会。”

王宇认为，婚姻问题是个人隐私，单位不应干涉;但在眼下，单位的封闭与顽固很难松动——他的一位年轻未婚同事曾因带女孩回宿舍，被领导约谈教育，要求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婚恋观，以引领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