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素与张伯驹 [转载]张传綵谈父亲张伯驹和母亲潘素

两个月前在军博举办的“国画大家刘伯骏画展”开幕式上,来了三位重量级女性:徐悲鸿夫人、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李可染夫人、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邹佩珠,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女儿张传綵。包括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阎振堂在内的收藏家和美术圈内大腕,见了这几位巾帼无不肃然起敬。

著名收藏家李志远先生在当天举办的“刘伯骏国画艺术研讨会”上激动地说:“我很荣幸今天能见到张传綵老师,她的父亲张伯驹是我们收藏界最景仰的前辈,他把那么多国宝级文物捐给国家,故宫的许多镇馆之宝就是他捐赠的。所有搞收藏的和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都应该记住他们。”

张伯驹是二十世纪六大收藏家之一。若论收藏品的稀缺性和珍贵价值,当属张伯驹。仅他捐给故宫等国家博物馆的,就有中国第一帖——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中国第一山水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诗人李白的手书《上阳台帖》,杜牧唯一传世手书长卷《赠张好好诗》,中国第一位女画家五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范仲淹唯一传世楷书长卷《道服赞》和黄庭坚的《草书》等118件。其中任何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国宝。

身为一个文化人,我非常感激张伯驹和家人给予我们能欣赏到那些国宝级文物的机会。我跟中新社副总编辑刘小青先生说,张伯驹不仅是著名收藏家,还应该被称为“伟大的文化慈善家”。中新网当天发的稿子就首次称张伯驹为“文化慈善家”。

出于职业,也对他们的家庭充满好奇心,画展期间,我打电话给张传綵老师,希望去拜访她。张老师爽快地说:“好!欢迎你来”。那天,北京正下着雨。我驱车到北五环一个小区,张老师已等在楼下。她住的是一套简装普通公寓,室内陈设也很简单。

她家在后海还有一个院子,来来往往人多,张老师要画画,喜欢清静的地方,有时就来这边住。他们把价值超百亿的国宝文物全部捐给国家,过着普通人家的平淡生活。张老师的丈夫楼宇栋先生是文物出版界泰斗,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负责考古类书籍编审,五十余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练就一双慧眼,能凭照片和资料逻辑判断文物真假,他说目前考古作假很多,作为文物出版工作者,一定要坚持原则。

他今年已81岁,仍然被文物出版社返聘上班,天天挤公交车。我邀请张老师和楼老师到成都参加刘伯骏艺术馆揭幕仪式。他们一口答应。

 11月7日,张老师和楼老师及《名流》杂志社社长刘晓林先生如约来蓉参加伯骏画庐开馆典礼。之后两天,我陪他们参观了都江堰、紫平铺水库、乐山和三苏祠。眉山市政协主席苏灿先生等热情接待了我们一行。谈到三苏祠没有一件三苏的真迹,大家深感遗憾。据刘晓林社长说,当年张伯驹捐给国家的118件文物中,就有苏东坡的真迹。张传綵老师答应向收藏圈内朋友打听,看能否为三苏故里的三苏博物馆找到一件三苏真迹。

在三苏祠茶园和汽车上,张老师讲起了自己的家事。张家祖居河南项城。项城在清末民初有两姓大户:书香门第的张家和袁世凯家族。项城是个老城,主城区几乎一条街的房子都是张家的。张伯驹是张锦芳之子,后来过继给张镇芳。

张伯驹小时在项城老家读的家塾,直到7岁那年跟随爷爷张镇芳到了天津。张镇芳29岁考中进士,做了户部六品郎官。袁世凯任直棣总督后,延揽人才,将张镇芳从户部调出,主管盐政。后升任盐运使,官至三品。张袁两家系姻亲,张镇芳的姐姐嫁给袁世凯同父异母的长兄袁世昌为妻。

袁世凯的子女称张镇芳为五舅。张镇芳后来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在袁世凯支持下,1915年3月,以擅长理财而出名的张镇芳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 盐业银行,成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

张伯驹曾与袁世凯的儿子一同就读新学,小学毕业后跟随父亲张镇芳来到北平,考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20岁毕业后,在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升至旅长。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行伍仕途,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1927年开始收藏书画。

张传綵的母亲潘素是苏州人,少时弹得一手好琵琶,是上海滩的大美人。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第一次见到潘素时,惊为天人,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藏头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两人双双坠入爱河,一发而不可收。据张传綵讲,当时上海滩一个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道上人早已相中潘素,然而张伯驹的风流才情打动了潘素的芳心。当张伯驹把潘素带上北上的火车时,黄金荣的人也追到火车站,幸而火车已开动。

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两情一命永相连从未解。这对伉俪膝下只有一女,即张传綵。潘素后来成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女画家之一,另一位是何香凝。她常与张大千合作作画。后来张大千在台湾,两人亦常互寄画稿合作。潘素用金粉勾画的画作亦是当代稀有。

据楼宇栋讲,一次张伯驹参观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一件有月白色绢签,泥金笔书“平服帖”展品,引起了他的注意。断定是西晋陆机《平复帖》。《平复帖》是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纸本法书,又是汉隶到草书间过渡阶段的佳作,及章草的最初形态,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

1911年清室被推翻,《平复帖》流传到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心余手中。溥心余想卖掉这《平复帖》之前,曾经有一件已经卖给古董商了,古董商就把它卖到国外去了。

张伯驹担心这件《平复帖》如果再落入古董商之手,同样会流落国外。因为他整天在这里头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找当时溥心余商量,能不能让给我?溥心余开价20万大洋。

头一回没成功,二一回又委托张大千,对方还是不同意。1937年卢沟桥事变,张伯驹无法返回上海,当时盐业银行总部仍设在天津,他往返于北平与天津之间,在火车上碰到民国教育总长溥增湘。聊到想买《平复帖》的事。溥增湘说,哎,正好啊,他母亲过去了,家里正要用钱。在他的撮合下,最后四万把它买下来。

后来,又出现《游春图》,张伯驹建议故宫的院长马衡,这个东西应该由故宫买下来。当时国民党打内战还来不及呢,哪有钱弄这个事情?他一想,这个弄不好又要给谁弄到国外去了。《游春图》是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

对这样珍贵的书画,张伯驹以为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再次找到故宫博物院,要求故宫博物院应当将此卷买下,还要求院方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

然而故宫博物院既不答应将此卷买下,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无奈之下,张伯驹自己找古玩商,向他们讲清此卷的流传历史和重要价值。当时《游春图》流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张伯驹听说了,就委托人去商量,在反复的商谈下,最后以两百两黄金价议妥。

张伯驹手头一时无此巨款,各处筹集,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五亩的房院出售,另外加上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当卖首饰换来的钱,才凑足金条,将《游春图》收藏下来。

一个月后,南京政府要员张群到了北京,对《游春图》非常有兴趣买下,即使四五百两黄金也在所不计,却被张伯驹拒绝了。1952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把这幅几乎让他“倾家荡产”的《游春图》,以购时之原价让与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的镇馆之宝。

为买《游春图》搬出弓弦胡同后,张家就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承泽园始建于雍正年间,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现在北大西门对着的那个院子叫蔚秀园,穿过蔚秀园就是承泽园。在张伯驹买下承泽园之前,它的主人是庆亲王奕劻。

承泽园很大,大大小小30多间房子,里面有假山、人工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很是雅致幽静。据张传綵回忆,他们搬到承泽园后,最后的“太子”——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就和他们住在一起。袁克定的房子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院,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和他的老伴一起生活,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的女儿,在照顾他们。

 袁世凯一生有一妻九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 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张伯驹从小和袁家兄弟厮混一起,和他们非常熟。

但从习性上张伯驹与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相近。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张伯驹与袁克文兴趣相投,喜欢诗画、京剧。后来有人把张伯驹、袁克文、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弟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1916年,迫不及待地要做皇帝的袁世凯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还成立了为登基做准备的“大典筹备处”,仿照英国宫廷内流行的式样,他的十几个儿子也各自度身订做了一套“皇子服”。“皇子服”用黑呢子制作,在胸襟上还用金线刺绣着不同图案的纹饰,非常华贵。

试礼服那天,袁世凯的其他几个“皇子”都乐不可支,纷纷穿上礼服摄影留念,唯独袁克文一人不试不穿。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他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1918年,袁克文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

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可惜袁克文1931年因病猝然去世于天津,才活了42岁。他有四子三女,其中三儿子袁家骝与其夫人吴健雄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

1916年,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袁家移居到天津。袁世凯做总统时,曾在京津两地为全家置办了数处房产。袁世凯的遗孀们住在天津河北地纬路,袁克定住在自己买的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天津解放南路85号),1935年又迁到北京宝钞胡同63号旧居。北京沦陷后,袁克定带着家人,还有私人医生、厨子等,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

  袁世凯去世后,每个孩子分了一大笔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也因此一直有人怀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遗产外,他还独占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但他的钱很快耗光,他60岁生日时,张伯驹前往祝寿,曾给他写了一副对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

 张伯驹虽然不是很喜欢袁克定,但后来看见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1948年就将他接到承泽园。平津战役关键时刻,民盟在张伯驹家开会,请张伯驹出面力劝傅作义不要打,以免古都和生灵涂炭。张伯驹把自己最心爱的两盆腊梅送到傅府。

北平和平解放,百姓和故宫文物得以幸存,也有张伯驹一份功劳。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给袁克定一个馆员身份,让他在那里谋一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

第二年,张伯驹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张家那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承泽园搬出后,在那个院子住了半年左右,后来卖给了傅作义,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张伯驹给袁克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们搬了过去,也照样接济他们的生活。前些时候天津修缮袁氏故居,张传綵也应邀去参加了。

张伯驹风流倜傥,诗词奇绝,擅唱京戏拉京胡,也画国画,尤喜围棋,与陈毅是诗友棋朋,又是至交。陈毅逝世后,张茜把陈毅的棋盘棋子送给了张伯驹。据张传綵讲,她的父亲收藏的最心爱的宝贝之一,便是李白的手迹《上阳台帖》,文革前康生“借”去观赏就不还。

邓颖超知道了,说:“那怎么行,你就给他说我们要看看”。张伯驹遂以总理要看为由向康生讨要,康生才还回来,从此记恨张伯驹。“文革”中,张伯驹挨整,陈毅为了保护他,把他弄到吉林长春博物馆做馆员。后来回到北京,连住处也没有。陈毅逝世,毛泽东去参加,看见追悼会上的挽联云:

 仗剑如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泽东问是谁写的,身边的人说是张伯驹写的。毛随即询问张伯驹的近况,听说张伯驹回京后没有住处,就指示国务院为张解决困难。张伯驹指名要将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欣赏后,转交给国务院,后交故宫收藏。

后张伯驹把西山一处房子加一些钱,换了光绪帝的后人在后海的一处房子。与宋庆龄的房子南北相望。1982年张伯驹辞世,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写一本袁世凯的书,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张传綵和丈夫楼宇栋及子女至今居住在后海那处房子里。

将来这里会建成张伯驹故居。河南项城亦在筹建张家故居。 张伯驹潘素夫妇一生传奇,早有人想拍电影,但据张传綵和楼宇栋讲,因为剧本演绎太多,家人认为脱离了真实,暂未同意。也有人提出拍纪实性电影,张传綵夫妇对此较有兴趣。我们期待着在银屏上再见到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