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军老师 陆道培指认弟子剽窃 黄晓军请求老师手下留情
黄晓军编号为I09-2008-005的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的申报项目为:细胞因子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诱导免疫耐受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在陆道培看来,这一项目实质就是GIAC方案的翻版。
SOHUMPCODE 2008年12月30日,陆道培收到来自黄晓军的回复,黄晓军进行了辩解,他说,他从来没有否认GIAC由陆道培命名,他申报的方案主要是研究G- cs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相关问题,“G”也即是GIAC方案中第一字母代表的含义,它是GIAC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申报奖项并没有剽窃或侵夺GIAC方案。
在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任汉云看来,GIAC是个综合的方案,“谁把这个方案说成自己的都是不对的”,而且一个治疗方案要经得起验证,是需要几年、几十年的事。黄晓军和陆道培都不否认,在单倍体移植临床应用中,空军总医院的纪树荃教授做得比较早。
黄晓军的聪明、能干和勤奋给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在道培医院(注:该医院由陆道培创办)查完病房,再到人民医院查房。
以前,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主要在临床上应用,这些年黄晓军把主要经历放在了研究上,“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动物实验,他申报的文章也是围绕这个来的。”然而,代表他基础研究成果的十多篇论文都被陆道培指出了“数据造假上的硬伤”。
如果在基础研究领域没有学术创新,那么临床方面,黄晓军显然也没有跳出GIAC的框架,他所研究的核心G-csf本身就是GIAC的组成部分。
黄晓军则从另一方面来说明自己在临床方面的贡献,他在那份辩驳材料中说:“基于想和陆道培搞好关系的事实,我一直不愿意就HAL不合移植贡献问题与陆道培发生争执,今天我必须强调配型不合移植贡献最大的人是黄晓军而不是陆道培。”他并认为陆道培检举的“蓄意剽窃、侵夺他人成果”是“无稽之谈”。
他制作了一张2000年至2003年12月31日在北大人民医院和道培医院HLA配型不合移植病例汇总表,该表显示在这一技术建立和成熟期间,从事病人管理工作的仅是黄晓军,陆道培一到两周才查一次房,而且早期的不合移植并不向陆道培汇报,直到有了7-8例才向陆道培汇报,陆道培在病历记录上也多是“同意”之类大而统的思想。
SOHUMPCODE 陆道培则辩称,“临床,年轻医生根本做不了。”而黄晓军则称,自己在2000年已经晋升主任医师,2004年已经是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对于“侵夺和剽窃”的解释,陆道培反复说,“这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情,怎么连我的名字都没有呢?好比是一个东西,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但他却说是他一个人的。”
任汉云则建议,“最后不行,就警方介入,像侦探一样,查病历,看看这些临床病例到底是谁做的。”
师生恩怨
类似的评奖争议在2006年已经发生过一回,当时黄申请的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他到北京市(申奖),类似的奖项,也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我给他撤回来!我有意见,他这一次是瞒着我。”陆道培到院里准备报奖,结果科研处的王兵告诉他,黄晓军已经申报了这个奖,陆道培当即表示不满。那次评奖,经过院领导的调解,双方达成妥协,黄晓军和陆道培合并一起报奖,陆道培名字排第一,黄晓军名字排第二。
陆道培从事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他一手创建了北京大学(当时为北京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二十余年,2004年黄晓军接任这一职位。从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上可以查询到,从1989年至2009年,陆道培和黄晓军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达62篇。
陆道培向记者介绍GIAC方案,列出了一系列自己在各地会议上发言、报告作为证据,并且提到两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其中之一为2006年4月15日在美国《BLOOD》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第一作者(也是通讯作者)为陆道培,黄晓军排名第四。然而,这个署名顺序也是有争议的,当时也成为医学院内热议的一件事。
陆道培说:“这里黄晓军是签字了的,我是第一作者,而且是主要的通讯作者,通讯作者是要为里面每一个字负责,每一个字错了的话我都要负责,同时名字怎么排,也是我来负责。”而黄晓军对排名第四作者极为不满。该文返修时,他提出要求,“最多应当是陆道培排第一,黄晓军第二,而董如佳和吴彤贡献不大……”“陆道培利用权力和欺诈手段,答应修改后再重新排名”,“这反映了陆道培霸道的学术作风。”
此外,据北大人民医院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透露,在谁接任血液病研究所所长一职上,也曾存在争议,“黄晓军升副所长陆道培是点了头的,但是升所长,陆道培有不同意见。”
骑虎难下
如何结束这场争端,至今仍是个难题。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此前其实就存在。陆道培最早发现黄晓军申报这一奖项是在2008年12月21日的中华医学会常委会议上,那天多位专家开会讨论 2008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事宜,开始讨论黄晓军申报的奖项时已经到了中午12点半,常委会决定交由推荐单位——北大人民医院进行调查。
调查结论在9天后由北大人民医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称黄晓军申报的成果“材料属实,不存在学术造假、学术剽窃”。
这一结论让陆道培极为不满,他认为北大人民医院是在包庇、纵容造假。一位反对黄晓军获奖的血液科医生也持同样的意见,“黄晓军是谁的利益?是北大人民医院的利益,如果奖项已经公示了,却被取消,难看的不仅仅是黄晓军,还有北大人民医院。”
2009年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卫生部部长陈竺、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出席了中华医学科技奖颁奖大会,黄晓军团队所申报的项目获得了一等奖。
陆道培开始系统收集证据,并要求重新调查。
陆道培还质疑评奖程序的合法性,“评审的人不懂啊,(评审组里)血液病专家只有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个怎么操作我不知道,是可以操作的。” “这么重要的奖,不是中华医学会血液分会推荐的,是人民医院直接推荐的,(这种评奖制度)是不合适的。”
“中华医学科技奖”是中华医学会面向全国医药卫生行业设立的科技奖,是经卫生部、科技部通过批准的全国首批社会力量设立的26个奖项之一。中华医学科技奖设一、二、三等奖,每年评选、授奖一次。
按照中华医学科技奖奖励条例规定,所有申报项目在形式审查合格后进行初审、公示及终审,而陆道培发现问题时已经过了公示期,进入了常委会终审阶段。陆道培称,“《健康报》和中华医学会网站上的公示,不是人人都看到啊。”因此,他错过了通过正常程序时间内提交不同意见的机会。
陆道培从来不讳言这是一场利益之争,在他提供给媒体的信件中也直接写道:“抢夺他人的学术成果性质上与抢夺他人的财物是一样的。”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依靠论文和各种奖项,他认为,黄晓军获得这个奖以后就可以“骗”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还可以申请院士。
陆道培称,自己今年78岁了,本来希望过平静的生活,而今忍无可忍,只好将事实公之于媒体,才能讨回公道。而真正促使陆道培这样做的,是4月14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此事专门召开的会议,陆道培认为这次会议极不合理,一是没有相互对质,只是各自发表意见;二是他本身就是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具有一票否决权,可这次会议竟然把他排除在表决权之外。“更可气的是”,最后的结论是“数据有误”,而只字未提“剽窃、侵夺”。
4月16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下发了一份书面结论,明确了黄晓军的论文存在“数据有误、标注不清、表格不规范的问题”,但认为“未发现明确伪造实验数据的证据”;而对于“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问题,则认为“根据目前双方提供的材料……难以做出明确的结论。”至于“黄晓军获得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则建议由授奖部门决定。
同日,黄晓军给陆道培写了一封亲笔信:
尊敬的陆大夫:真的很希望通过与您沟通解决此场纷争,在很大程度上,您我的纷争影响了很多人,当然,最大受害者会是您我!我们之间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解决,但务必请给对方留点空间!我今天给您的资料迄今为止仅是您一人知道,就是不想把事情继续扩大化。请您也手下留情,给我一条活路!期待着与您面谈!您的学生:黄晓军 2009年4月16日
根据陆道培提供的材料,黄在之前曾经给陆发过一条短信:“事实上,您反映我的问题您都存在(我有证据),除此之外,06-07年您申报的奖还有致命缺陷,并且至少有6人是他人代签名的,我已经将这些证据获得,我一直在想是否应该将这些证据朝着不利于您的方向发展?我并不希望这样做,但我担心您将我逼上绝路,我不希望您我之间闹到无法收场的境地,我想我们真该好好谈谈如何结束这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