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才李学勤 李学勤:人有专精 贵有通识

李学勤,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51年至1952年就读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

第一财经日报:一百年来,清华大学最具独特性的学术传统是什么?

李学勤:清华大学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学术传统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清华一直有这么一句话: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这句话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被提出,有它的学术使命在其中。

“中西融汇”涉及中学和西学的问题。两者的融汇是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非常大的运动。这场运动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互相交流,形成不同的问题和趋势。对这场运动,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而清华的一贯主张就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同时学习西学文化的长处。所以“中西融汇”的主张,可以说在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古今贯通”也非常重要。所谓古所谓今,“古”指传统,“今”是当前的前沿。不管在学术上、科学上还是社会上,新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映的是当前的发展。但是当前的发展与历史不可能割断,古今要贯通,一方面继承传统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始的前沿。这对文科、理科、工科同样适用。

所以我觉得“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应该可以代表清华的学术传统。但是最近这些年,特别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有一个说法经常被清华人提及,也就是不仅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还要文理结合。“文理结合”指文科知识和理科知识相协调。

美国有教育家说过,不要做半个人。一个人的专业是有限的,并且专业划分越来越细是当前文化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越是分得细,越需要综合,需要不同专业间的交流、融汇。这非常重要。我们提倡“文理结合”,以人的基本学识修养来说,应该有通识的、广泛的基础,这也是清华比较特殊的地方。

以清华历史系为例。1926年历史系成立,就与其他学校的历史系有很大不同。学生既要念中国通史,又要念西洋通史,两样并重,以普遍的学识为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特别提倡通识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

日报:院系调整之后,工科诸多学科加入,有没有影响这种学术传统的传承?

李学勤: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亲身经历。我是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是哲学系的学生。但调整后我没有跟去北大,而被调去中国科学院工作了。我必须说,当时的院系调整,现在看来确实有不足的地方,但这种调整是为了满足当时国家建设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因为那时候没有一个系统比较完备的综合性、多学科的工科大学。清华成为多学科工科大学后,培养了许多人才,适应了当时的需要。

当然在后来,特别改革开放之后,调整遗留的一些弊端显现出来。所以八十年代以后,大家觉得应该把清华重新建立为一所开放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现在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也应有充分的体会。

但有一点我一定要强调。清华的人文香火从来未断。我是学文科的,院系调整之后就很少回学校,因为我的很多老师同学都不在这里了。当然还保留了小小一批人。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前后,清华大学请我回来看看收藏的考古文物。我一进图书馆,就看到书库还和原来的一样。藏书都还在,完全没有动。所以后来我们重建文科,从这些藏书中得到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说,即使院系大调整之后,清华的文科传统还是仍然存在。

日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如何帮助大学生个人成长?

李学勤:我在学校里不是专门进行通识教育的,算不上这方面的专家。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通识教育对学生——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都很重要。我们提倡理工科的学生也多学一点文科知识,具备人文修养;人文专业的学生,也应该有一些理工科的基本常识。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工科的好朋友,他们对文科的知识很渴求,有很多甚至水平相当高。我们有些老师是理工科的著名专家,但是写首诗,也漂亮得很。而哲学系的一些老师,数学基础非常好。普遍的常识基础,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会起根本的作用。

因为你怎么知道以后会从事什么职业?国家对你有什么需要?以后会碰到什么机遇、会有怎样的前途?拿我个人来说,我是专门做中国古文字的,好像不需要什么外文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外文知识对我用处特别大。我到国际上交流,在国外教书,没有外文知识怎么办?眼光不能太窄,这些知识,都必不可少。

一个人能做的专精的东西是有限的,但基础一定要很大。我想这是很多清华人具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