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重申共和国 許章潤: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
過去一年,一個最為嚴重的現象是,有關“文革”或者“文革式的社會政治狀態”是否死灰複燃卷土重來這一疑慮,不知不覺,有跡無形,如霧霾襲來,慢慢沉重地壓在億萬人心頭。如果說市民階級依舊沉浸在反腐的“老炮兒”式複仇快感中,那麼,政商學三界,尤其是知識界,春江水暖,對此趨勢之憂慮愈深,忐忑不安,實為二十多年來所未之有也。
一方麵,我們看到機關發文,各項決議重申改革開放、民主法治。其聲調之高,蔚為主旋律。另一方麵,伴隨著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股災連連,以及最高權力配置上的“相權衰落”,高度集權似乎再度變成現實。“文革”式用語及其內涵的蘊意,所謂“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一類套話,居然再度成為官媒堂皇大詞,令人驚駭。
換言之,黨國一體、黨政一體、軍政一體、經政一體乃至於君師一體的集權機製,在逐步推進民主法治的承諾遠未兌現之際,反益強化,且借由強化國家治理能力之名,為前者張本,這便逸出了“改革開放”的固有含義了。
如果說由此開導出一個總統製的憲法慣例,並進而經由立憲程序坐實總統製,也未嚐不可,但因民主尚未登場,而操作方式濡有新權威主義濃墨重彩,遂不免令人浮想聯翩,怕怕。大轉折之際,可能,某種新權威主義是必需的,但其邊際效應究竟如何,總是叫人七上八下。
一方麵,憲法日、憲法宣誓等新製出台,強調《憲法》之不可侵犯這一官方宣喻言猶在耳。另一方麵,意識形態的口子越收越緊,鉗口日甚。我是個教書匠,用腦思考,靠嘴吃飯,這一年多裏,深感意識形態緊箍咒愈念愈緊,對師生的精神管束,尤其是對青年教師的收編,愈發嚴重,正在侵蝕三十年裏好不容易辛勤作育、並可能蓄勢待發的中國文明的思想創發勢頭。畢竟,心靈促狹,難望心思浩瀚。
“文革”是否重回人間?也許,五六年前,甚或兩三年前,這不會成為一個問題,這樣提問,大家都會搖頭。但在重申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今天,鬼使神差,這一問題卻陡然降臨,再一次嚴峻地擺在我們每個人麵前。中國曆經37年改革開放,國力大增,國民生計極大改善,社會空間拓展,倘若經此轉折,無意中滑落至1936年的德國和完成工業化後“二戰”前的蘇聯那種局麵的話,則百年改革轉型跌宕,情何以堪,命何以托!
為此,今天需要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而提出下列五點,以為誡勉。
第一,今天必須重申、再次重申:這個叫做“中國”的家國天下,是十幾億國民分享的公共家園,而非一黨一派、一家一姓的私產,更非憑借強力攫取、代代承續的所謂江山。打江山坐江山保江山,早已是不合時宜的王朝政治心理。
此前為立基於政製之政治,此刻為有違政製之反政治。故而,中國之為億萬國民所分享共有,意味著排除了將國家當作權力的殖民地,而以征服者身份淩駕於國家之上,將人民當作擄贖的人質這一極權政治思路。增強國家治理能力,健全國家治理體係,這一偉大的現代理念,不能無意中變成嚴防社會成長、打擊商人階層、限製思想自由這一商鞅式法家的刻薄寡恩。
其為中國文化偏鋒,置身諸強爭霸時代,有利君主專權,一時間,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絕非常態政治下的長治久安之策。
令人遺憾的是,某種商鞅式理念似乎正在侵蝕曆經百年方始積攢下來的共和理念,人民主權理想遲遲未能落地製度化,正與其相表裏。也就因此,包括後麵將要敘及的反腐,才會予人以“王爺的歸王爺,奴才的給奴才”的印象。
在現代意義上,所謂政治,旨在建構主權、區分敵我、厘清公私、進行決斷、提供和平,其間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共和國是全體國民分享的公共空間為基點,而以立憲民主支撐,建構起一個全體國民政治上和平共處的大框架。
因而,共和國之內,隻有違法犯罪者,而無敵人,遂為題中應有之意,也是立憲民主政治的應有之義。在國家政治意義上,將敵人常態化,而建構一個阿倫特所謂的“客觀的敵人”,此種理路,說到底,還是一種極權政治心理,正與此背道而馳。
第二,國民的自由、安寧和富裕,優先於國家的強大與威勢。國家建構和治理,圖個什麼,不是一將成名萬骨枯式的光榮政治,也不是偉大君主的江山浩瀚,說到底,是國民的自由、安寧與富裕。至於國家的強大與威勢,乃順水之舟,水到渠成,倒非國策懸鵠。
我們當然明白,處此自助體世界,就中國這一初始條件而言,沒有強大國力,禦敵防寇,國民的自由、安寧和財富難保。但是,另一方麵,我們更知道,若無每一國民的自由、安寧和富裕,要它強大國力與光榮政治做什麼。
由此,必須指出的是,雖經37年改革開放,經濟規模擴展,國力大增,但綜合來看,中國依然是一個窮國,一個尚處大轉型收束時段,還沒最終走出轉型的“曆史三峽”的窮國,屬於典型的“脆弱繁榮”,不可因為剛剛手上有些餘錢,就透支國力。
實際上,最近幾年間,不知不覺,一防再防,中國事實上還是被拖入了一場軍備競賽。而且,整個東亞,均深陷此中。同時,自一年前反西方*價值觀開始,仿佛同時陷入了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冷戰。就前者而言,關乎善用37年積攢的民脂民膏,防範嚴重透支國力,而非打造偉大君主的大國夢幻。
一夫強,萬夫弱,打斷的是共和國的脊梁,絕對不是好事。看看俾斯麥的德意誌和普京的俄羅斯,一目了然。就後者言,其實主要源於西方偏見,是它們挑起來的,但要是被動接招,並開出了所謂反西方*價值觀這類誤診處方,而於敵我觀念支配下導致內政主導方向上的錯位,則更加得不償失。
正是基此情勢,過去一年經濟下滑,特別是民營資本人人自危,不僅源自2008年以來整個國際金融形勢下滑大勢,同時反映了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導向致使大家心頭困惑,信心指數下滑,以至於人心慌慌,市場惶惶。
因此,需要重申政治的審慎德性,以及“審慎政治”這一為政常識常道,拒絕締造偉大強國君主夢這一類政治羅曼蒂克,而將政治回歸為一國之內,為了每個國民的自由、安寧、富裕和幸福這一庸常軌道上來,將“脆弱繁榮”修煉為“穩固繁榮”的常態。
第三,內政優於外交。有人說,當今世界,美國是一個“內政決定外交”的國家,俄羅斯則為“外交牽製內政”。相較而言,中國屬於哪種形態呢?總體以思,中國的大轉型尚未完成,有待臨門一腳,則“內政優於外交”,不言自明。
終究而言,但凡一方水土,概為主權國家,則內政優先,自不待言。畢竟,刻下中國,有六千萬左右的殘障國民,上億尚未脫貧人口,兩億五千萬農民工兄弟輾轉城鄉,還有成百數千萬失學兒童留守兒童。就國之重器的高等學府來看,也沒幾所世界級的,多數很爛。
尤其是,在最終解決“中國問題”意義上,若以“發展經濟社會,建構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四大義項提綱挈領,則三、四兩項仍然人在途中。值此大背景下,舉凡政道治道,一切措置,總須“攘外必先安內”,恒以內政為優,而內外恰予平衡。縱然外交,以及全球政治,也是為了造福內政,不離不棄生民福祉與邦國安危。
最近兩年,國民睹物思情,感覺似乎外交優於內政。若果如是,則不免方向有誤。此間可能牽涉到民族國家思維、帝國思維與全球體係思維的錯綜關係。一百多年來,吾國所要完成的一大轉型,是將帝國思維轉換為民族國家思維。
所謂民族國家思維,實際上講的是以文明立國,以自由立國,在“文明立國—民族國家”與“自由立國—民主國家”的框架內,締造一個富強、民主與文明的現代中國,一個全球體係中的中華家國天下。在此進程之中,內政,還是內政,恒居優先地位。
進入全球化時代,作為主權自助體的民族國家思維需要上升為全球體係思維,此於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尤其重要。但是,全球體係思維不是帝國思維。倘若讀書有限,誤將毛式羅曼蒂克普世主義當成了全球體係思維,而其實是帝國思維,則得不償失。以此觀之,當下帝國思維彌漫中國。草根民粹,尤其是邊緣落魄掉隊群體,既有年長亦有年少,整天嚷嚷打這打那,“炮轟”“踏平”,令人憂慮。
也就因此,肯認內政優於外交,意味著海外援助,不管是非洲600億還是哪裏500億,但凡用錢,總得有個程序,好歹讓掌控國庫進出的一國最高權力機關麵子上過得去,也讓億萬交稅納糧的升鬥小民心裏好受點。換言之,在此領域啟動人大的預算和決算機製,乃至追責機製,便是題中應有之意。
我們不是不知道,大國成長到一定體量,輾轉騰挪之際,客觀上需要大格局大思維大體係,需要拓展自家的戰略縱深。就此而言,“一帶一路”,海陸並進,堪當大手筆。但是,持盈保泰,量力而行,總是王道。否則,帝國未至,而帝國負擔先來,對於中國這一尚處大轉型航程之中的泱泱巨眾國度而言,豈為福哉?
第四,反腐必須導出製度遺產,始有意義。這一波反腐,霹靂手段,依恃權力政治和權勢國家,做他人之不敢做,行前所未行。兩三年裏,全民狂歡。但是,目前看來,其不脫例行之吏治整頓,殺一殺歪風,收拾收拾惡吏。因而,其收取合法性政治紅利時段已過,不但說省部級高官,縱便揪出個常委級大蠹,大家也不再驚訝,更不可能於歡欣鼓舞中頷首承領政治統治的合法性。
就是說,以反腐標領政治統治合法性的效用不再,大家更希望看到在民主法治思路引領下,將防治腐敗的製度建設提上議事日程,導入常態化的法治機製。
畢竟,這一波反腐,針對的是過往幾十年積攢下來而遍於國中的權力腐敗、全民腐敗,而以非常人物依恃非常手段所推展之非常進程,若無相應紮實製度遺產,時過境遷,必定人亡政息。
不說別的,就說公車改革,錢已經花出去了,但變相公車私用的地方性創造,花樣翻新,早已登場,即為一例。因此,引導其成為常態之下,基於國家理性和公民理性的民主法治建設,不僅考驗著統治體係的政治誠意,我相信,同樣在鞭撻著治理體係的政治智慧。
在此,事實證明行之有效的製度,為民主法治國家經久使用所證明的,該采用的就當采用,到時候了。例如,暫且不說為何不兌現激活《憲法》第35條的言論*自由與結社*自由,發揮它們在信息披露和權力製衡中的效用以預防權力腐敗,單從略小處來看,這麼反,那麼反,為何不啟動官員財產陽光法案?一方麵,征收公民個人所得稅雷厲風行,手機實名製關涉數億國民,卻也行之無礙,為何偏偏一到陽光法案就以這個那個,搪塞一陣算一陣。
什麼技術手段跟不上啦,全國聯網做不到啦,簡直把億萬國民當白癡。
若果真有誠意,欲構建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取信於民,全國做不到,那就從七個人做起唄。說白了,你家裏有多少錢,動產不動產,票據證劵,放在瑞銀還是藏在地窖,晾曬出來吧,讓億萬國民瞧瞧。
敢,還是不敢;做,還是不做。這不是一個哈姆萊特式的追問,毋寧,是一個關於政治德性的常識測驗。恰恰在此,裝聾作啞,支支吾吾,拿億萬國民的智商和情商開涮,使得一切關於政治合法性的宣諭瞬間等於零。——老王,你要是在任上建立起陽光法案製度,你就名垂青史,否則,不過一能吏而已!
說到底,置此情形下,如今的反腐,以及為了解決政令不出中南海而采行的重新集權進程,包括所成立的各種領導小組,以及巡視組措置,某種意義上,的確是一個去製度化、解製度化進程,但也同時提供了重新製度化的契機。建設官員財產陽光製度,就是一個“抓手”,何樂而不為?今天發文件,明天發文件,這一年黨政發文最多,若無製度落實,也不過依舊是“一級一級往下念”,反過來,“鄉糊縣,縣糊省,一直糊到國務院”,不了了之。
換言之,不在民主法治這一常態、常規的現代國家治理方向上用力,發再多的文件也沒用。
由此,引出一個連帶話題,涉及現代立國的根本理念,就是反腐旨在建設一個“道德中國”和“清潔社會”,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但是,問題在於,如果駸駸乎道德潔癖,並用之於全民,包括食色性也的升鬥小民,而實際效果是消滅了政治和權力結構之外的其他一切社會自我組織形式,一切私性領域的市民生活方式,則同樣是一種商鞅式理路,於良善人生和正派社會而言,適得其反。
億萬國民,芸芸眾生,七情六欲,總得要消費,要 happy,還要參與,無法清心寡欲,但也折騰不到哪裏去。
即便像無煙工業,又何必趕盡殺絕。兩億五千萬青壯年農民工漂泊於大中城鎮,討生計,要活路,好歹給他們一個宣泄人性的機會吧。否則,基於道德潔癖的清潔運動,陳義過高,衝擊之下,既不切實際,結果反而可能造成普遍的道德偽善,最不堪而必然的是,豢養出更為高級的腐化形式。
畢竟,越是公眾人物,越是大權在手之士,其之為人做事的道德水準應當越高,而一般小民,善惡參半,優點和毛病集於一身,在吃喝拉撒裏打滾,沉湎於市民私性生活,以珠三角的市民生計為典型,放他們一馬得啦。
第五,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問題無法回避,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打發的。此為今日中國最為敏感話題,也是176年近代大轉型最後所要解決的問題。轉型時段未完,政治統治正當性懸置,遂成一切內在緊張的源頭。內政外交,敵我公私,焦點在此。
此亦非他,就是權力的來源問題。換言之,憑什麼你來統治?為什麼你掌權?過去一種講法是,領導人民打江山,犧牲了兩千萬人頭換來的。各位,這叫叢林法則,如前所述,例屬前現代政治,所以現在不講了。
據說,最新的講法叫“人民的選擇”、“曆史的選擇”。可問題在於,哪個人民?什麼時候的人民?是當年我爺爺的選擇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現在我也是人民的一份子,而且,又有這麼多人民,換了一茬又一茬,能不能再選擇一回?老中國的講法是“君權神授”,脫離了曆史語境的“人民的選擇”,以及政治神學的“曆史的選擇”,均排除了程序合法性維度,沒有現實法權程序支撐,不過是它的變種,聽起來響亮,其實弱不禁風。
在此情形下,以這一套陳舊的意識形態話語為憑,搪塞政治統治的正當性這一立國之本,回避這一根本是非,肯定不行。所謂政治統治的正當性,籠統言之,涉及三重合法性,即績效、意識形態和程序,缺一不可。今日情形,績效合法性,甚為昭彰,而意識形態與程序合法性,則有待開拓。
畢竟,政治統治旨在實現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以“同意和承認”、“命令與服從”為樞機。總靠績效來維持,是維持不住的,不僅不可能永遠保持績效,績效總有令人不滿的時候,還在於人心不足,吃肉罵娘,一旦對於績效習以為常,就不再看重了,何況,不可能總是高效發展,永遠快速致富。
因此,便需要後麵兩項合法性來補充,來轉圜,特別是需要啟動程序合法性。縱便績效有問題,單憑程序,也還能維持。
就是說,將十四億人民變成選民,讓選民進場,據選票解決“權力從何而來”這一根本是非,則鈔票和選票雙軌齊下,合法矣,正當矣。換言之,以“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彰顯和印證“政權的永久正當性”。現代政治說來崇高,其實還不就是這點小九九。
漢儒班彪《王命論》喟言,“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鰓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其間,德行昭彰、業績顯豁、神明祝福與澤布生民,概括的也就是上述三要素,可謂道盡樞機。
在現代法政哲學意義上,歸總而言,不外就是三句話二十四字:“主權在民,治權在賢;政權為主,政府為客;授受以公,臨治以法”。否則,正當性雲乎哉。
是啊,所謂“人在做,天在看”,這個“天”絕對不是地上俗物,毋寧,是指價值的超越性,一種普遍的天道自然,永恒之法。在此刻語境下,上帝已死,“人民”不期然間變成了地上的神聖。人民是一個集合體,無法言聲,隻能換身為市民、族民、國民和公民,進而,特別是公民進入政治,將自己化身為一個個具體的“選民”,這才有所謂的人民,也才有所謂的程序合法性。否則,大而無形,有等於沒有,無所托付,則情形堪憂。
此刻中國,一方麵對知識階層能壓就壓,也壓住了“大師王林”這類三教九流。另一方麵,福山這類洋大師,卻在中國流行,一言既出,引為經典,其實南轅北轍,扯淡。其情其形,與道士和尚進宮差不多,實在不是個事。
有感於文革會否卷土重來,疑慮複擔憂,遂重申共和國這一偉大理念,而有上述五點陳述,以為新年期許,知罪由人矣。
(註:許章潤是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本文為作者2016年1月8日在天則經濟研究所/中評網主辦的2016“新年期許”論壇的演講修訂稿。作者授權FT中文網發表,發表時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