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起毛岸英 上将赵南起忆毛岸英:烧焦遗体距房子30多米

核心提示:敌人飞机走后,我是第一个下去的。当时房子都烧着了,离房子30多米的地方有两具尸体,也都烧焦了,已经认不出谁是谁。我知道,毛岸英身上有两件标志性的东西,一个是他的手表,一个是手枪。他有一块苏联手表,是他的岳母送给他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为了表彰毛岸英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曾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他一直带在身上。

我根据这两样东西,终于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后来管理处的处长叫来十几个人把遗体用白布包起来,就地找了一些木板,简单做了一个棺材,临时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大榆洞的一个山坡上。一起牺牲的还有彭德怀的一个作战参谋。(作者系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毛岸英 资料图

本文摘自《纵横》杂志2010年第8期 赵南起口述 高芳、秦千里采访、整理

“毛泽东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19日,我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开赴朝鲜战场。

志愿军总部最初设在朝鲜北部山区的大榆洞,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大榆洞有一个废弃的金矿,矿洞口不远处,一栋两间的简易房,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彭总在那儿吃住和办公。离此不远处是一栋三间的房子。中间的大房间是大通铺,十五六个参谋住;两头各隔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东头是作战处的处长丁甘如和副处长杨迪住;西头是我和毛岸英住。

我住这个房间本来是不够条件的,但由于毛岸英是俄语翻译,我是朝语翻译,两个人住一起,工作起来方便一点。就这样,我升格了。

毛岸英是1950年10月22日晚上入朝的。他先住进去,第二天我才搬进岸英同志的房间。这是一个13平方米的小住处,放着两张行军床,有火车硬卧那么宽。我发现里面已经住了一个人。他身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八左右,挺魁梧,长得也帅。我俩年龄相仿,都是20多岁,但是他看起来举止庄重,显得很成熟。

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就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问他:“您贵姓啊?”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姓毛”,也没说叫什么。我说:“跟你住一个屋我很高兴,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先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下:我是干什么的,怎么来的,等等。

然后他说:“不瞒你说,我叫毛岸英。”那个时候也没电视,我从广播里听到过这个名字,觉得耳熟,但也不敢乱猜。他看我愣住了,就说:“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我很惊讶,他又说:“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啊。抗美援朝,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责任,毛主席的儿子也不能例外!”我听他说得很到位,起点也挺高,心里很佩服。

我俩就这样认识了。从那天到11月24日上午10点多钟毛岸英牺牲,我俩共相处31天。

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的身份是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兼俄语翻译。虽然是彭德怀的秘书,但并不参与作战。另外,俄语翻译的工作也并不是很多。毛岸英经历十分丰富。他从小吃苦,8岁的时候就随母亲杨开慧一起入狱。杨开慧牺牲后,他在上海过了几年流浪的生活。

后来又被送到苏联学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毛岸英主动要求上战场,他曾在一支坦克部队中担任连队的政治副连长(相当于指导员),随大部队一起进攻柏林。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毛岸英回到中国,毛主席又让他去当了两年农民。

全国解放以后,他又下工厂当工人。那个时候,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岸英是苏联的大学毕业的,又当过兵,回国后当干部足够资格。可他入朝前只不过是一个总支书记。我小学毕业,他大学毕业;我入朝时才革命5年,他从小就革命;我23岁,他比我大5岁。我当时已经是县团级干部待遇了,可他跟我一样,也是县团级干部待遇。

毛岸英在政治上很成熟。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我们这些首批参加志愿军的,都是组织决定、个人服从。在当时,对个人而言,到朝鲜意味着可能死亡。可毛岸英不一样,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要求他、动员他,而是自己主动找到彭德怀,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得到了他的父亲毛泽东支持。按照他的话说:“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全民族的任务,不能因为是毛主席的儿子就例外。”

跟他住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毛岸英的上衣口袋中总是装着一张女同志的照片,空闲时他就会拿出来看上几眼,晚上睡觉前更是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在枕头旁边。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就问道:“是你的对象吧?”

毛岸英非常自豪地说:“不是对象,是老婆。”说着,把照片递给我,“看看,怎么样,漂亮吧?”

此时我才知道毛岸英是新婚燕尔。他的妻子叫刘思齐。毛岸英每次谈到自己的新婚妻子,总是眉飞色舞。我看得出来,他俩感情很深。后来我才知道,毛岸英入朝前夕,刘思齐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没告诉妻子自己要到朝鲜去,只说“我这次出门时间长一点”。

入朝后,虽然志愿军司令部和国内的电报往来不断,国内来人也不少,可他一直没给她写信。他感到,不告诉她不好;告诉她,又怕她担心。他还说:“父亲常说:战争时期,儿女情长,会误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