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个人资料

于蓝个人资料

于蓝，汉族，辽宁岫岩人，演员，艺术家，事业家，曾用名于佩文、韩地。

1938年赴延安，曾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演员;1956年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修班;1949年开始登上银幕;1981年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

于蓝照片

于蓝​基本信息

中文名： 于蓝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辽宁岫岩

出生日期： 1921年6月3日

职业： 演员，事业家

主要成就：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代表作品： 《翠岗红旗》 《龙须沟》 《烈火中永生》等

曾用名： 于佩文、韩地

于蓝个人简介

1938年肄业于北平辅仁女子中学高二。同年赴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艺术工作团任演员，演出舞台剧《粮食》、《带枪的人》等。

1940年起，在一些剧团任演员，出演《日出》等舞台剧。1945年在东北文工一团演出《血泪仇》、《日出》等舞台剧。1946年加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主演影片《白衣战士》。1951年在影片《翠岗红旗》中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妇女向五儿的艺术形象。1953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1954年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学习，1956年毕业后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演出舞台剧《百丑图》及高尔基的《小市民》等。 1958年回北京电影制片厂，主演的著名影片有《林家铺子》，《烈火中永生》，《革命家庭》等。1960年在影片《革命家庭》中饰演母亲周莲，从青年演到老年，表演细腻、深沉、含蓄，，1961年在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演员银质奖。

后来在一次下放劳动中从屋顶摔下，于蓝的面部神经受损，失去了一个演员应有的控制表情的条件，以致多年远离银幕。于蓝在1981年6月受命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厂长，1987年任艺术指导。人们赞誉她“为了少年儿童，身上有一团燃不尽的火焰”。

此外，于蓝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华爱子影视教育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文联第二至四届委员，中国影协第三、四届理事和第五届副主席。是第二、三、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作品

《白衣战士》

《翠岗红旗》

《龙须沟》

《烈火中永生》

《革命家庭》

《侦察兵》

《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

《寻找成龙》

获得荣誉

1951年主演的影片《翠岗红旗》获得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摄影奖、文化部颁发的 1949一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二等奖，每个主创人员为此获得一枚奖章；

1962年在《革命家庭》饰演周莲 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1962年获得“22大影星”称号；

1989年被授予建国40周年最佳影星；

1995年在世界电影百年之际获得电影表演特别奖、中国电影世纪奖；

2005年被授予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

2009年获第十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杰出贡献奖；

2009年获第二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此外，曾先后荣获由邓颖超同志颁发的全国妇联“救死扶伤”奖旗、“全国先进工作者”、“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电部劳动模范”、“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第九届童牛奖孺子牛奖”等大奖；

并被推举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国儿童少年影视中心主席、全国政协二、三、五、六、七、八届委员等。

相关信息

于蓝不仅是江姐这个角色的扮演者，而且她还是决定把小说推向银幕的发起者之一。1961年，住在医院检查身体的于蓝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小说《红岩》的连载。出院不久的于蓝就先后接到欧阳红缨和张水华的电话，三人决定将《红岩》改编成电影，可是很快欧阳红缨就被调去拍摄《小兵张嘎》。不久，编辑宋曰勋加入创作小组后，联系到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因为当时所谓右倾错误，在小说署名中，并没有刘德彬的名字。刘德彬在3个作者中“更朴实敦厚，言谈很少”，但刘德彬在血泊中苏醒的记忆让于蓝很受震动。　

这部电影的拍摄本改编却整整用了两年。于蓝和导演张水华到重庆逐个采访了幸存的共产党人，宋曰勋整理成20万字的记录。《红岩》穿插了大量人物，在电影改编本中很难集中一条主线叙述。于蓝南下广东，见到夏衍，用了3天才将手中的材料汇报完，当时夏衍忽然问了一句：“你们怎么不写江姐？”。于蓝当时并不能理解夏衍的意图：“不是写了江姐的两场戏吗？”夏衍说：“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观众会关心她的命运的。”夏衍最终决定，突出江姐和许云峰两人作为主线，不到一周就写完了剧本。当上主角的于蓝说她起初对剧本并不满意：“小说里那么多精彩的斗争都没写。”导演张水华知道她极其认真，就用半命令的口气告诉她：“于蓝，就按这个本子拍，你不许再提反对意见了。”

在剧组中，于蓝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副导演，她向张水华推荐赵丹演许云峰，张水华有些顾虑，担心赵丹因为不是绝对主角不肯出演，于蓝就亲自给赵丹写信，结果赵丹很快答应了。在剧组里，于蓝是女主角，但是危险和辛苦的活却抢着干。有一组镜头，俯瞰嘉陵江上的军舰，需要摄影机升到江面上6米的高度。当时没有飞机航拍，只能将升降机架在船上，于蓝自告奋勇当安全组的组长，每次拍摄前都要自己布置检查，确认安全后才让导演和摄像开始指挥。拍完后，于蓝还和照明组一起扛沉重的灯具和电线。

1921年，于蓝出生在辽宁岫岩，原名于佩文，早年失去母亲，父亲曾任地方法官。“九一八”事变后迁回关内，辗转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于蓝正在北平上中学。而当时住在新街口的于蓝，经常见到日本的装甲车在城里横行无忌。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参加抗日，于蓝在天津上学时期的同学帮助下，她们联系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副主任黄秋萍。可是两人就在去平西抗日根据地的路上遇到了麻烦，本来准备从香山赴平西，可是联络点被破坏了，她们就折到平民小学找地下组织的同学杨英华。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因为参与爆破被捕了，她们因不知实情，刚到平民小学就被逮捕了。

那时于蓝17岁，趁着去厕所的机会，她把藏在袖口的联络密码丢掉。她们被关进派出所，后来又被转进宪兵队。她和同学事先商量好，提供假姓名和地址。两人是分开关押，那个同学恰好在另一间牢房里遇到她们要找的杨英华，受杨英华的指点，“日本人会核实这些信息，越是假名反而越危险”。那同学就说出真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于蓝这边却一口咬定自己的口供。直到第二天，同学见面，在那同学的暗示下，于蓝才改口说自己是害怕继母责骂才用的假名字，经核实两人才被释放出来。释放后，家里得知她要去跟共产党抗日，就派大哥于亚伦看着她，这使倔强的她离家抗日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在她的不断说服下，大哥让她离家，于蓝悄悄与黄秋萍在北海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见面，在他的带领下，躲过日军、土匪一路到达平西。而后，杨成武将他们送往延安。从平西到延安，她走了两个月。到延安当晚就是热烈的欢迎晚会，于蓝和赵路站在最后一排凳子上，看完整场演出，兴奋不已。可是晚上回到窑洞，几个人睡大通铺，薄薄的褥子铺在地上，晚上冷得睡不着觉，有一刹那，心中有一丝失望，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着窝头喝几口热粥，就全都忘记了，又恢复了激情。在延安，于蓝先后在抗大和女大学习，因为普通话标准，参加了一些话剧表演，1940年被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的实验话剧团。

成为演员后的生活仍然是艰苦的，好多年甚至穿不到袜子。调进鲁艺后，经熊塞声介绍，于蓝结识了田方，两人结婚的时候，韩冰送给她一双袜子做礼物。兴奋的于蓝刚把脚伸进去就破了一个洞。袜子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都放糟了。夏天我都是光着脚丫穿草鞋，到了冬天，他们就用旧布裤子改成布袜子，里边蓄上棉花，穿棉袜子穿草鞋。大生产以后，他们开始纺线，再织成布，这样才又穿上了棉鞋。　

解放前夕，于蓝从话剧表演转向电影。可是第一部电影《白衣战士》却让于蓝不满意。导演和她都是新手，拍摄的时候，摄像不断抱怨她眼睛睁得太大了、肩膀太薄。整部电影，于蓝都在运用话剧的表演方式，“从头到尾的表演都很紧张”。在工作中，无论面对什么压力，于蓝丝毫不妥协。她的第二部影片《翠岗红旗》，导演是当时上海知名的张骏祥，于蓝扮演一名在低潮期等待革命胜利的红军家属，这种叙事策略，为当时的革命电影注入了更多人性内容。但也招致当时一些非议，有人指责这个角色只是消极地等待革命胜利。第六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本来要给《翠岗红旗》最佳影片奖，在这些观念影响下，一名国内干部极力反对，才改为最佳摄影奖。迫于这种压力，编剧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电影文学组的座谈会上，不得不称自己写了“一个硬骨头与软骨头之间的人物”。于蓝当时还不知道上层这些背景，却敢于直言，在会上发言毫不让步：我认为向五儿反映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所受的苦难，也反映了他们心中珍藏着革命的火种，他们等待着，也斗争着。……她不是软骨头和硬骨头之间的人物，而是一位充满信心坚定不移的母亲。这次拍摄让她找到了电影的感觉，于蓝和摄制组在苏区整整体验了一个月生活。这部电影的成功，让于蓝当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刚结束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刚颁布，周恩来点名让于蓝参加这次会议，还要她在大会上发言。

于蓝另一部代表作《革命家庭》，这时她“开始感到一丝政治斗争的意味”。于蓝扮演的主人公周莲是一个东方式革命母亲，影片取材于陶承的《我的一家》，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受到康生指责，认为这是歌颂“错误路线”。夏衍反驳说，即使在错误路线下，我党的好同志也要歌颂。他坚持把电影拍完。1961年影片公映后，周恩来在香山接见中国电影工作者，握着于蓝的手笑着说“你演了一个好妈妈”。这张相片就挂在老人客厅最显眼的位置。《革命家庭》成功后，于蓝被评为“22大影星”之一，又意外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还是以籍贯划分，祖籍辽宁的于蓝就成为辽宁省代表。“政协是各方面人士提建议的，人大是很多领导和代表讨论国家大事的。”坐在辽宁省长身旁的于蓝最初得到这样朴素的结论，这也让她兴奋，至今她仍然能够准确回忆出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　

“文革”刚刚开始，她和田方就一同被打倒，两人都被下放劳动，却不许见面。于蓝厌恶那些空洞的会议，只有参加劳动是最积极的。一次，他们小组负责修理屋顶，身为排长的于蓝爬上屋脊，“我是排长，当然得照顾其他人，就自己去最危险的地方”。那天太阳很毒，身体虚弱的于蓝忽然晕倒，从屋顶跌落。腰椎滑脱的于蓝两个月后才能下床走动，但她立刻回到农场，被分配到猪场当饲养员，腰部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长时间弯腰，她只能跪着一点一点清扫。因为这次事故，于蓝的面部摔伤，嘴唇下缝了五针，右侧的脸部肌肉受伤恢复后神经受到损害，会有不自觉的抽搐，1974年拍摄《侦察兵》后，她不得不忍痛告别自己的演艺生涯。告别银幕的于蓝并不愿意离开电影，开始学导演，命运却再次给她的复出设置了一道障碍。“文革”结束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将话剧《陈毅出山》改编成电影，武兆堤找到于蓝，两人又找到丁一山，组成最初的创作小组，可是刚复出的于蓝被查出乳腺癌，连续做了两次手术。

当于蓝再次复出的时候，已是60岁高龄。1981年，已经60岁的于蓝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任厂长。儿童电影制片厂刚成立时，在北影厂的传达室后边，一排杨树后建了几间平房，形成一条小胡同，被称为“穷街”，最初的设备都是于蓝向厂家赊购的。直到80岁，于蓝才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但是，只要有儿童电影的活动和回忆，于蓝几乎从来不落。在担任第五届到第八届全国政协代表期间，关于儿童电影的提案是她仅存的记忆，其他政治经历却大多被她淡忘，不再提及。

于蓝和田方在延安时期结婚，他们的第三个儿子田壮壮是著名导演。

外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