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赵烈文对话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亦即太平天国灭亡三年之后,所谓"中兴将帅"之首的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曾作推心置腹的长夜之谈。 曾说:"京中来人所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统一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九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 曾蹙额良久,问曰:"然则当南迁乎?" 赵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说:"本朝主德正,或不至此。" 赵最后明确指出:"主德正矣,而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不禁毛骨悚然,哀叹道:"吾日夜望死。" (摘抄

."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至少从考中进士做官开始,曾国藩便有一种澄清天下之志。他创立湘军,不仅要平灭太平天国,保卫儒家孔孟道统,还希望能够带出一批人才,改变日益衰朽 的社会风气,使政事等各个方面都为之改观。他在《原才》一文中写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 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

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 力,莫之敢逆。他希望自己就是这改变风俗和人心趋向的一二人。在长期的征战和从政生涯中,他确实带起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对十九世纪后半的中国各个方面都 起了莫大的影响,这影响甚至持续到二十世纪初。

李鸿章镇守直隶,左宗棠平定新;疆,而这两人又办机器工业,派留学生,推动近代化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自强事 业。而两江总督一职,从马新贻死后,一直由湘系的人出任。但是,改变社会风气的愿望并没有达到。

我们今天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能够对历史施加一定 的影响,当他施加影响的方向和社会的心理、历史的潮流相合时,他的影响就大;但当他的努力与社会的心理、社会变动的趋向相反时,他的影响就会减小。

至于要 扭转历史的变动趋势,简直是不可能的。人们常说英雄造时势,但是更多的应该说是封势造英雄。曾国藩所要改造的,说白了,还不完全是社会的风气,而是官场的 风气。而清朝的官场风气,自乾隆末年即已呈下降的趋势,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过这种腐败的官场风气,后来思想家、学者龚自珍尖锐批判过这种风气,但是 却没有人能够完全扭转它。

这风气的演变是专制制度决定的。中国历史上,大凡一个朝代初建立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朝气蓬勃,显出一片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气象。

但 到后来,就慢慢衰颓下去,问题越积越多,直到这王朝灭亡。这是因为中国旧王朝的最高领导人是家族世袭的,一个家族代代掌握政权,而家族成员除了开国的一两 代外,从没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不了解社会,其代代退化是必然的;而专制王朝的官场只受上对下的控制,不受社会的监督,它越来越糟糕也是自然的。

专制王 朝自己无法从内部更新,这是它的体制决定的,所以中国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长命百岁。到了再也无法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的时候,非要打碎这旧王朝,将官场彻底更 新,这样局面才有根本的变化,但新的王朝没有改变根本的制度,于是又沿着旧王朝的老路走下去。

但是当时的曾国藩绝对无法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官场及社会风气的衰颓既不满,"又忧心忡忡。他要朴天,这千疮百孔的天却已无法补好。这样,他的内心 就更加痛苦。在平灭了太平天国之后,一日,曾国藩与亲信幕僚赵烈:近闲谈,两人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这是在赵烈文的日记里记下来的,我们不妨将其录下 来:

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余(赵烈文)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自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日:"然则当南迁乎?"

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日:"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余日:"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师日:"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

余日:"如师身分,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然乎?"

谈话到此转换了话题,但内容曾国藩则时对挂在心。土曾国藩与人阏谈的内容,大多或充满哲理,或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而见解的深刻和独到,恐悔是当时的 人少有的。但是,这些谈话的内容在政治上非常微妙,曾国藩几乎没有一个字记下来,闲谈的对象们也大多没有记下来,只有赵烈文记得比较详细。我们观察土述赵 烈文的见解,完全为后来历史的发展证实,简直是未卜先知。

不仅清朝的天无法补好,而且曾国藩自己的活动一方面在补天,另一方面却对清朝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也就是拆天。那就是督抚权大、兵为将有、中央权威 衰微的趋势,一日,曾国藩又与赵烈文谈起宋朝史事,感慨之余,他们说:(赵烈文言)"旷观千古,凡一代之事功人物,其风气皆草创之主开之,范围一就,数百 年贤哲之士,莫不俯首就教。

间有命世捶生者,不肯随风气流转,自欲出一头地。其为之不渐者,往往致败。宋之王介甫(王安石)、明之张太岳(张居正)皆是 也。"

师日:"甚当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又言:"韩(世忠)、岳(飞)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余(赵烈文)笑言:"师事成矣,而风气财大辟蹊径。师历年亭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凿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一方面,经过曾国藩的努力,战胜了清代传统的军权轻易不授汉大臣、地方督抚不能揽有军政财三权的规矩..结果获得了平灭太平天国的成功,这是宋代寇 准、岳飞、韩世忠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形成另一种局面和趋势,即督抚专权,内轻外重,将来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割据,赵烈文甚至担心这种现 象会持续数百年。

其实用不着赵烈文提醒,熟读历史的曾国藩也明白这一点,他在湘军攻占金陵后就急忙裁撤湘军,除了自削军权以免清廷猜忌外,也有顾虑形成内轻外重的局势的成分,要自己做一个榜样。但是趋势既已形成,已不是人力所能挽回,所以赵烈文说这虽为人事,也是天意。

然而曾国藩决不希望在自己身后几十年清廷就二崩瓦解,特别是不希望自己的活动本身给清廷的未来命运造成损害。但是他没有办法挽回。

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令人满意。曾国藩本来认为恭亲王奕斤是贤王,他有见识,在朝中亲贵中算是比较了解世界大势和国家面临的困难的,但是显然恭亲王的从 政经验、控驭权力的能力都不足,与慈禧太后稍作争持失败后,简直就被玩弄于股掌之上。一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谈起恭亲王,赵烈文记道:

余(赵烈文)言在上海见恭邸(即恭亲王)小象,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

师日:"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

余言:"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指大学士倭仁)争持,无转身之地,忽尔解释,皆其聪明之征也。然随 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已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处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元覆镶 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赵烈文的见解,实际上未必全是赵烈文的见解,其中也许包括曾国藩的见解在内。

慈禧太后也不是个让人满意的女君主,她虽然大权独揽,有非凡的控驭臣下的能力,任弥什么近支王公、有功大臣,在她面前都要俯首帖耳。但是,他对社会 毕竟缺乏了解,对清王朝和中国社会面临的局面和问题,都心中无数;对世界的变化和列强东来对中国造成的挑战和威胁,她更不知道怎样从长远的角度来应付。

更 为糟糕的是,慈禧太后缺乏进取精神,她只是个权力迷,她只追求权力,别的都可以不管。对于在列强的威胁之下,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 局面,她不仅缺少全盘考虑,甚至纵容和支持朝中死抱住中国旧传统不放的保守分子,对比较了解世界大势、一定程度主张学习西方长处的奕讶等人多方掣肘,以便 游刃自如地控驭她的权力。

一句话,她有控驭权力的能力,但缺乏远见、缺乏世界眼光。而在近代中国这种非常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见识,对于我们中国 的命运,实在是太重要了。其实,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因为大乱刚平,民穷财尽,她总算还克制,后来她的弱点、劣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这人们都非常了解,这里 不再赘述。

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时,见到了两位太后,见到了朝中诸要人,之后他对赵烈文谈他的感想说:

两宫(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诉)、文(文祥)、宝(宝鏊)数人。恭邸极聪明而 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鏊)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 甚可忧。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引申解释,就是慈禧太后见曾国藩时,太后本应与他讨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涉及长远目标的大事,但太后们谈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正所谓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他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朝中具体掌握朝政的几个人,都有大缺点。至于倭仁,从前在京时曾经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现在 却说他!"才薄识短",即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那一套,不足以应付事变。

这一切,说明曾国藩钧中兴理想只不过是一场梦丽已,他创建湘军挽救了清王朝,。但中兴实在无望,大清朝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除了对清朝政权的前途 忧忡忡外,曾国藩更担心的是中国的前途。因为按照中国的历史,一治一乱,天道循环,乱后总有治的时候,需要的只是时间丽已。

但是现在的中国却不同以往,带 着坚船剩炮而来的西洋人和他们带来的西洋文化,对中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虽不如郭嵩焘和李鸿章多,但他也敏锐地感觉到了。

本书前 面所引的两段他的话:"睡时已三更二点矣,匿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 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都说明了他的深深的忧虑。这就不仅是忧谤蘑韵"国运"。而是忧中国的"国运"了。直到死,曾国藩都 是在这种忧虑中度过的。

4.痛自刻责,期在"三不朽"

曾国藩老了。

这次接两江总督印的时候,他已经满六十虚岁,在那个时代,确是地地道道的老人了。

老人常常回忆过去,咀嚼那些酸甜苦辣的往事。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他即将走完他的人生旅程的时候,也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味。

曾国藩是个做了大事的人,那回忆中的感受自然比普通人更加复杂一些。在金陵这一年多,他常常把自己的一生作一些梳理。照理说,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他 这一生已经够风光的了,就当时的人来说,他即便不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也是较大的人之一。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影子、让后代能够 知道的人并不多。曾国藩已注定是这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但是,他对自己并不满意。他觉得,论进德,他比不上古代的贤者;论学问,他半生从政,没有能留下有份 量的著作;论书法,虽有一些心得,却没有时间和精力练好。

更苦恼的是,精力日益衰颓,很多要办的事,包括政务,都办不好。古人以立功立言立德三者具备为最 高境界,他觉得自己哪一样也没有做到。黎庶昌在年谱中说他"自书日记,尤多痛自刻责之语",是事实。

首先刻责的,是身体越来越衰弱,对该办的政事办不了,他到两江总督任两月后的日记写道: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金隶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正月初十日日记又写道:"日来因改奏折稍费心,眼蒙愈甚。公事既多废阁,私又不能养体,益觉郁郁。"

他不仅觉得该办的政务没办好,还觉得自己比许多能臣差得远。正月二十三日,他阅读《吴文节公集》,吴文节,即吴文镕,曾国藩考进士时的考官,当时叫 座师。在湖广总督任时,与太平天国交战死,清廷予谥文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夜,阅《吴文节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