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支持张国焘 张国焘另立“中央”得到很多人支持?到底谁支持他另立中央?

张国焘在1935年10月15日的卓克基会议上宣布另立中央,这是一桩严重罪行,但确实没有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列席会议的王维舟判断:“如果当时多数人都以正确的态度同张国焘斗争,就有可能使他的分裂不能得逞。”(王维舟,1982:105—106)原因或许是与会者对当时的中央有不满: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徐向前,1987:459)

这时与四主面军一起的有原属一方面军的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十二军,究竟是哪一个“军的干部”讲得很激动,徐向前没有讲。张国焘则说:“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示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张国焘,2994下:422)

徐、张都这样说,肯定是有根据的。五军团对中央是有意见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分别召开座谈会,主要是围绕路线问题就一些历史问题作出决议。“红五军团的座谈会开得很激烈,因为他们是宁都暴动的队伍,不被‘左’倾路线所信任,肃反时抓了不少人,当反革命错杀了,连总指挥季振同也被杀害,军团长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后政治部主任曾日山等军团领导相继牺牲,部队留下的人很少了。

随西路军过黄河时基本打光了。

会上,发言的人很激动,当有人拿出董振堂军团长被国民党杀害时头颅照片时,不少人嚎啕大哭。”(莫文骅,1996:414)另据黄火青回忆,12军军长罗炳辉及政委何长工是支持张国焘的。(黄火青,1995:113—120)何长工几十年后也承认:“出其无奈,被迫只好违反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饮恨随张国焘南下。

”(何长工,1987:355)在张中焘拟定的名单中,罗炳辉是“中央委员”,何长工是“修补中委”。何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派到九军团接替蔡树藩任政委的,为什么也会“随张”,可能不仅仅是外在压力。何之所能得到毛的谅解,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和黄火青成立了一个秘密收容站,保护了一方面军落伍掉队者。

张国焘1931年初到达鄂豫皖,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1933年创立川陕根据地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尽管他有才干、有威信,甚至于四方面军对“张主席”有“盲目崇拜心理”,(徐向前,1987:461)?3#8220;张主席”只能是某个中央分局的主席而不具备做“中央主席”的资质。朱德、刘伯承等一方面军领导人的反对,百团决战的失利,中央到陕北后的种种争取等等,都是他的“临时中央”解散的原因。在主观上,他也没有那种“崇拜我好一点”的霸气和自信,特别担心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

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绝。(徐向前,1987:474)

共产国际当然是中共的太上皇,但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不就把它的“宠儿”博古和它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扳倒了吗?而且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承认了毛。可能正是掌握了张这种畏惧共产国际的心理,已到陕北的毛就借助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其实共产国际是否有这个指示还要存疑),而给了张“当头一棒”。

坚强的革命者是一个目标干到底、把事情做彻底的人,任何犹豫和动摇都不会成功。而张最缺乏的就是坚定性和自信力,一边凭人多势众自封“主席”,一边“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徐向前,1987:475)徐说了一件小事:中央红军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胜仗,徐得到消息后找张,要出个捷报,发给部队。

“张国焘态度很冷淡,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

”(徐向前,1987:476)消息公开后,使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形成了对比,对张国焘很不利。在这个问题上,张本来既可以大大方方地公开出来,因为他是“中央主席”,一方面军的胜利不也是“主席”的光荣?后来不就是把整个党史、革命史的胜利都归为一个人的领导吗?当然张也可以永远压着不发,真的搞一点“愚民政策”。

整风时期毛泽东就严格审查一切信息资源;“文革”时期,除了毛自己的书和他允许的书,古今中外的所有书都是要烧毁的“封资修黑货”。

张之缺乏政治领袖的素质,还在于他会动感情。1936年9月中旬讨论行动方向时,朱德、陈昌浩等主张按中央要求北上,张主张先西进青海再转陕北以避免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部决战,朱陈主张通过后,张还是认为不妥,晚上去找陈昌浩做工作,发生争吵。

这是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大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藉,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徐向前,1987:497)

《李先念传》记述张、陈的对话是:“说明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命令,应该注意保护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会让我们交出兵权,甚至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便伤心地痛哭起来。陈昌浩向他指出,你的决定是错误的,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必须去会合,会合才有出路。我们的错误要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张见陈昌浩不答应,就去彰县找徐向前、李先念等人,说明“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徐等同意后,张即要陈昌浩前来会合,陈见徐向前等已经同意,并已开始调动部队,也就不再坚持。后来在中央发来严令,而且徐向前西进洮河后,河西已是大雪封山,道路难行,故又转而按中央要求北上。(朱玉,1999:238—240)

张国焘不反对北上,只不过是避开敌人主力绕道而行,所以其主张是有道理的,但他只会以眼泪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既说明中央压力之大,也说明张意志不够钢强。陈昌浩是他的老部下,此时居然也不听他的,亦见张此时大势已去。政治家不是不流泪,比如三国时的刘备,那是为了表示“仁心”以争取人心,但张这种的负气的流泪则没有任何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