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后代 费孝通的后代 费孝通的后半生:从著名“右派”到学术泰斗
今年是费孝通(1910-2005年)百年诞辰。费孝通一生见证了中国社会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也亲历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坎坷历程。他的学术生命与中国历史紧紧相连,一次次的起伏是时代的缩影。
1957年,费孝通47岁,名满学界。他的著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在国际学术界已有影响,被视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国政坛上时有建言。
这一年春天,中国政治有了变化的气象,费孝通决定撰写《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1957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很快引起热烈的反响。1957年4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
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很多人和费孝通一样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时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象。然而,在这一年6月,时局骤变。费孝通说:“气氛突然改变。我不知道这一变化背后是什么,但是我发觉自己落入陷阱。”
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费孝通仿佛从天堂坠入地狱。他说:“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一周之中!”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中科院召开的“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发言:“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要题目。”连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也有一篇题为《我控诉费孝通》的发言稿。
费孝通感到无比痛苦。他后来回忆:“我的思想很混乱。”1957年7月,费孝通以“向人民服罪”为题发言,自我揭发和批判:“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下了弥天大罪,叛国的大罪。如果不是党及时一棒子把我打醒,我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来。党拯救了我。”
作为著名的“右派”,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从此发生了巨变,无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学。费孝通读不到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以读历史书和翻译老书度日。“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实状态。最后我只有放弃希望,没有奋斗的目标。我不相信自己,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做什么事。”
1966年,“文革”爆发后,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被红卫兵揪了出来。9月1日,他和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拉到中央民族学院的院子里,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费孝通后来写道:“30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40年代人要我死而没有死,60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
”在接受批斗时,他想到死,但又想:“如果自杀,老婆也活不成,孩子要背一辈子‘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对不起她们。”费孝通马上把妻子孟吟送回苏州老家,以保安全。
9月2日,费孝通独自一人,被抄了家,不过,幸运地留有一间屋子给他。潘光旦是他的邻居,也被抄家,不幸的是,连卧室也被封,不得不睡在洋灰地上。费孝通取出自己的床垫铺在地上给潘光旦睡。师生二人相依为命,反复被拉出去斗争。在批斗之余,费孝通经常被带出去劳动,他的主要任务是打扫厕所和拔草。潘光旦并没有因为残废而受到宽待,同样接受劳改,以致坐地劳动受寒,膀胱发炎,缺医无药,竟致不起。
1967年6月10日晚,潘光旦的孩子没有一个能够守在身边,老保姆看他情况不妙,急忙请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没有,又要安眠药,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老师拥在怀中,潘光旦逐渐停止了呼吸。费孝通后来回忆:“潘先生是死在我身上的,他确实没有抱怨,没有感到冤,这一点我体会得到。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我们很难学到。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高丙中是费孝通的学生,他说:“费先生与潘光旦先生亦师亦友,虽然他曾对我们说,自己的国学修养追不上潘先生那一代人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国学还是很有根基的,这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得出来。
他在清华大学跟从老师史禄国做学问,后来对我们回忆,史禄国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学者,很善于做实验研究。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是国际上公认的人类学一代宗师,费先生从他那里得到学术真传。马林诺夫斯基早期研究的是无文字的简单社会,而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做的是有文字的复杂社会,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在艰难岁月里,费孝通心里暗想十六字:“逆来顺受,躲风避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整个被送往湖北荆州的五七干校。费孝通成为一个劳动者,学会了盖房、种棉花、烧饭。他自认在劳动中可以不展望、不回顾,随时强自取乐。在费孝通的《干校家书》(1969-1971年)中记载,有一次吃饭,有粉蒸肉、牛肉等,他性喜吃肉,诸多肉食被他一餐而尽。
同室者为之惊讶,皆表“使人折服”。在休息日,费孝通洗一通脏衣脏被,写几页家书,冲个热水澡,吃一碗大肉面,下一盘棋,骑两小时自行车,颇有“苦中作乐”之味。
1972年5月,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费正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费孝通是老朋友,他在《费正清自传》中回忆:“在那次宴会上,我们还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刚从五七干校回来,他说他在那里学会了种棉花。
他又挽起衣袖,指着那结实的手臂说,这都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的时候锻炼出来的。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据说有人通知过他不准用英语与我们交谈。后来我们访问了他所在的民族学院,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学院的负责人是一位对民族学一窍不通的军宣队长,他略带夸张地向我们介绍了学院里的情况。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这些教授朋友仍然未完全摆脱控制,至于允许他们参加我们的欢迎会不过是对少数几个人的恩赐罢了。”
在这次访问北京之前,费正清指导的博士生阿古什所作的学位论文选题是关于费孝通和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后来发展成为费孝通的传记。阿古什为费孝通立传时,传主是否尚在人间在美国还是一个疑案。费正清此行证实了费孝通健在的消息,但并没有告诉费孝通关于传记的事。
不久费孝通听到传说,哈佛大学有人为他“树碑立传”,不免“杯弓蛇影,令人心悸”。随后,民族学院领导叫人送来了一个从美国寄来的邮包,打开一看就是这本传记初稿打字本。费孝通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象:“‘树碑立传’,罪恶滔天,何况又是出于洋人之笔,其祸大矣。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没有人来追究,总算混了过去。”
费孝通曾偷偷地读过几遍这本传记稿本。他说:“这个稿本引起我的兴趣的倒是在别人笔下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家怎样在看我。经历了多年的‘批判’,读到此稿,真是另有一番滋味。什么滋味呢?我明白了为什么儿童们喜欢花了钱去‘大世界’照哈哈镜。
我后来曾把这种滋味写信告诉一位蛰居多年、比我年长的老朋友。他在复信引了李白的一首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鸟会飞,云会去,一生的事迹,却和敬亭山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丑恶的抹不了,秀丽的也搞不臭。童叟相加,境界始全。”
1980年,费孝通访美时才和阿古什相见。1982年4月16日,费孝通给阿古什写信:“一个人很少有机会对自己的一生作一次全面的回顾。你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不能不向你表示感谢。长得不那么好看的人,不大愿意常常照镜子。
但照照镜子究竟是必要的,不然怎样能知道旁人为什么对我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呢?……我这一生所处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对每个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又给人很苛刻的条件,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在考验一个学生。我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分数是不高的,当然我还有不太多的时间,可以争取再增加几分。看来这也是你对我的希望。希望我不辜负你的好意。”
“文革”结束后,费孝通曾说:“我非常遗憾我从未达到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水平。我不愿为自己辩护,去指出我的限制是出于我不可避免的遭遇。我失去了20年(47岁到70岁,是23年)的专业生命,最好的年份,否则我可能做得好一些。”
1979年春节过后,胡乔木要费孝通出面主持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工作。费孝通提出了“反思补课”的想法。他在《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中写道:“‘补课’两字是小平同志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提出来的。
他是针对那些在大学里停止了有20多年的社会学等学科而说的。‘需要赶快补课’这句话,成了后来重建社会学的根据。他所说的‘补课’是指这些学科应当在大学课程里‘补足’,也就是恢复的意思。后来我们觉得说恢复还不如说‘重建’更为妥当些,因为如果社会学按20多年前的老样再端出来,似乎不太合适,还是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重建’为好。”
费孝通重新焕发出学术生命的活力。他被推举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并受命主持重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指出:“费孝通先生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的。
当时,他已是七十古稀之年。但他不言老,不言倦,精神抖擞。一方面为社会学的重建劳心劳力,从学科的设计、教学人才的培育到研究课题的开拓,积极推动,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则展开了个人第二次长达20年的学术之旅。这一次学术之旅,他更扣紧时代的脉搏,更贴近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
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潘乃谷是潘光旦的女儿,她与费孝通谊属世交,后来长期担任费孝通的助手。她回忆费孝通重建与国际学术界联系时迫切而又繁重的工作,据粗略统计,1979-1982年间,费孝通涉及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文章和讲话有16篇,外访讲演有9篇,在短短的3年当中他访问美国2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各1次。在英美的老朋友甚至惊奇他还健在。
1980年,费孝通决心要用10年时间夺回失去的20年。他说:“这一年我70岁,估计还能再活10年,这10年的时间,希望能够用在我一生倾心的学术研究上,所以从1980年开始,我就一次一次地出去跑,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工厂、小城镇去看,去看那些地方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这一时期我工作的主题,可以用‘行行重行行’这几个字来概括。”
费孝通早年的名著《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都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出来的。费孝通做的社会研究,涉及中国现实社会重要的问题,甚至在民间很多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西方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是人类学家,而社会学界又把他视为同道。70岁以后,费孝通又开始到中国各地行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麻国庆是费孝通的学生,他回忆自己当年的学习见闻:“1991年9月,我到北京大学师从费老攻读博士学位才一周多的时间,费老就带我和邱泽奇学兄赴湖南、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处的武陵山区做苗族和土家族的调查。
当时他已经81岁了,但身体很好,每天早餐他比我更能吃,老说我吃得很少。
他带我们入户调查,眼光非常敏锐,在来凤县的一个村里,我们采访一位男性村民的经济收入和家庭情况等,村民的妻子出来给我们倒水,口音不一样,费老马上把话题一转,问她:‘你不是村里面的人吧?’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山那边偏僻的村子过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通婚圈’的问题,穷村里的女性会嫁到富村里,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经济的关系。
在调查中,费老对当地的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都比较关心,很注意多民族居住区民族之间的合作。”
《行行重行行》是一部乡镇发展研究的论文集,为费孝通1981年“重理旧业”到1991年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精选本,被学界认为是费孝通晚年具有里程碑式的著作。而《行行重行行》当中还隐含着费孝通最早进入人类学研究的痛苦记忆。1935年,费孝通与第一任妻子王同惠共同到广西瑶山调查时,费孝通误入捕虎陷阱,王同惠下山求援,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以《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来悼念亡妻。
1990年,在朋友们为费孝通庆祝八十大寿的宴会上,有人突然问:“您能否总结一下,一生想做到的哪件事?”费孝通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志在富民。”
他的学生高丙中后来指出:“费老在学术上应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读书是为了救国,他到国外留学时,国内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学成之后,他毫不考虑吃英国的太平饭,一心回来报国。解放前,他关心民主;解放后,他关心民生。他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调查和研究,说是‘志在富民’。在晚年,他回到思想观念上来,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认为追求物质丰富的同时,要追求文化上的出路,要有自我思想。”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园1981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教授时,费孝通恰巧赴美接受奖章,随后到匹兹堡大学看他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杨庆堃教授。杨庆堃请李亦园到家里和费孝通畅谈,让费孝通吃惊的是,李亦园很熟悉他的著作。
费孝通说:“我的书在台北是被禁的。”李亦园说:“被禁还是要读。”李亦园早在哈佛大学读书写研究报告时,就参考了费孝通的著作。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一个研讨会,李亦园与费孝通分别从台北与北京出发,兴致勃勃地见面,从此在人类学研究上有更多共同的语言。
1996年,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我接着联系到在去年暑期召开的那一次研讨会上李亦园教授发表的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讲话。我受到的启发是他对文化的层次分析。他指出了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因为他在田野作业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结构里有着具有权威的一套经典性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另外还有一套在民间流行,表现在民俗信仰上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前者称之为大传统,后者称之为小传统,即Berger教授所说的‘李氏假设’。
”2000年,《李亦园自选集》在大陆出版时,费孝通亲自题诗:“海峡分西东,学同谊自通;九州多开阔,比翼遨长空。”李亦园认为:“费先生研究文化,不只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而是苦心思考全人类的文化如何共存共美。”
在潘乃谷看来,费孝通在88岁到95岁时,有了“第三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思考的是“全球化”的话题,多次提出“和而不同”的概念,还提出了“文化自觉”。在他看来,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与盲目的举动。
晚年,费孝通多次指出自己对未来的理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