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简介 汤一介只欣赏两位人文学者:一为费孝通一为冯契
原标题:汤一介只欣赏两位人文学者:一为费孝通 一为冯契
看眼光
汤一介说,1949年以后,他欣赏的人文学者只有两位:一为费孝通,一为冯契。关于费孝通,汤先生说:“特别是费孝通晚年,他并不高调,他比较低调。但是他提出的三个思想:多元一体、文化自觉、文明共存,我觉得对中国讲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冯契,汤先生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有他非常鲜明的特点的。他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还有西方所谓的‘分析哲学’,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性与天道’的问题。”
费孝通是汤一介的长辈,乃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者之一,曾官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晚年低调而务实,我想,与他多年的“右派”生涯有关。汤一介欣赏费孝通,在于哲学高度上的思想共鸣。
比如,他多次引用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阐述:“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冯契也是汤一介的前辈,为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冯契早年就是一个革命者。他1935年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师从金岳霖、冯友兰攻读哲学。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南迁,他在长沙临时大学投笔从戎,去了延安。
1939年,又回西南联大复读。建国后,长期在上海执教,有“主东南哲坛”之誉(何炳棣语)。1995年,汤一介读到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导论》,赞叹冯先生“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成一家之言,走的是一个大学者的路,是“世纪末中国最应注意的哲学家”。
看出手
汤一介出身名门: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传家;父亲汤用彤是民国大学者。汤一介读的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毛泽东时代,思想定于一尊,汤一介自谓只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他才痛感“今后不能听别人的,得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那么,他是怎么思考的呢?
在《我的哲学之路》一书中,汤一介把自己的哲学思考概括为:“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的哲学,这种合一的思维模式当然有其意义。中国的普遍和谐观念,讲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这四个层次。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1983年,第17次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汤一介以《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为题,作了发言。汤一介提出,儒家第三期发展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上来探讨。刘述先在《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议纪行》中说:“会议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汤一介教授用中文发言,探讨当前第三期儒学发展的可能性,由杜维明教授担任翻译。
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这一番发言虽然因为通过翻译的缘故而占的时间特长,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论通过实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紧紧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讲完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历久不息。”
汤一介认为,由“天人合一”及其派生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由这些基本命题所表现的思维模式“体用一源”,可以引发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来,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汤一介陆续撰写的学术著作,如《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佛教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等,都是围绕上述命题与理论展开。
看位势
汤一介是当代中国最出色的哲学家吗?对此,他本人绝对不承认,并讳言自己是哲学家。2009年年底,汤一介接受一家网站采访时说:“我自己从来不说我是大师,而且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当大师,而且自上个世纪后半叶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看到一个真正可以称得起‘大师’的学者。”
撇开大师不谈,说汤一介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则是确定无疑的。
在笔者看来,汤一介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大家。汤用彤早年留学于哈佛,与陈寅恪、吴宓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归国后,长期在大学执教。此前,也就是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难产,始终未见消息——据说,胡适被汉魏两晋以来的佛学发展问题难住了。
这是一个“关卡”,是空白。汤用彤知难而上,1930年,他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稿,并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1938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公开出版,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汤一介在父亲身边长大,并一度给父亲当助手,耳提面命,耳濡目染,造化自然异于常人。譬如,1983年,汤一介的学术发轫之作《郭象与魏晋玄学》,就是沿着父亲的脚印往前走的。
汤一介出身北大、执教北大,这是一个很坚实的背景、一个令人仰望的平台。上世纪八十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集中了冯友兰、张岱年、梁漱溟、季羡林、李泽厚等一流学者,这也是一个领潮流之先的大舞台。
进入21世纪,汤一介在主编“中国文化书院文库”、“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国学举要”等大型丛书的基础上,发起并主持了《儒藏》编撰工程。汤一介认为:“既然儒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那么大的作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么就不应该只有《佛藏》、《道藏》,而没有《儒藏》。
我们要编撰的,是一个可信、可用、规范、传世的版本,至少在一百年内,可以供各国学者利用它来作研究。”这项工程是2002年提出,2003年教育部批准,2004年正式实施,迄今已出版了数十本,全部完成,则要330本之多,可见工程浩大、任务维艰。
汤一介的夫人乐黛云,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也是家学渊源,学贯中西。反右中,乐黛云沦为“极右”,“文革”中,汤一介沦为“黑帮”,夫妻俩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汤一介晚年给年轻人讲过一个故事:他上大学时,因为读了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精神境界得以升华,从而更加热爱生活、热爱人类。
那本书是乐黛云借给他的,因而也加深了他对乐黛云的爱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今天依然是主旋律。人性惟善,学问惟诚,对全人类崇高的爱,永远是一个大学者的主体意识。
据汤一介自述,小时候,因为生活动荡、颠沛流离,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留过两级。唯有体育是强项,小学里比赛,他的立定跳远和五十米、一百米短跑,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在西南联大附中,体育稳居全班第一。我很看重他的体育成绩,这说明,他有爆发力和速度。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著有《长歌当啸》等散文集多部)□卞毓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