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太平天国 近代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社会仍然沿续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生产部门。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个体手工业)占绝对优势。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家庭手工业的一些产品已作为商品来生产和售卖。官府手工业同以前一样,占有着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清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不及明代广,主要经营纺织、陶瓷、军火、钱币铸造及造船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有:江宁、苏、杭三织造局,京内织染局,景德镇御窑厂,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福建造船等。
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它是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前期,民间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某些生产行业中出现和发展着。丝织业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手工工场,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愈加扩大,分布地域更加广泛。
另外,与丝织业相关联的染印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其他如云南的炼铜业、四川的井盐业、广东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以及陕西汉中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萌芽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民间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大量的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手工业面临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竞争的不利局面。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
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1844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
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200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为100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超过战前的水平。
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
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
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
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领导的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起义者以天京(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与清皇朝对峙达14年之久的农民政权。
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按照技术专业的不同,分别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时即在军队中设置了,到天京后更加扩充。
诸匠营采用军事编制,有水营,管理船只及水上运输;土营,最初专门担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务,后来水泥匠编入该营,又担任土木建筑工作。除"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
百工衙在军队中所设比较简单,计有典旗帜、典炮衙、典铅衙(铅弹)、典红粉(火药)、典硝衙、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等9 种,都是军需品的生产。
定都天京后,又在食品、服装、建筑、交通、日用品、印刷、美术,以及印玺、器饰、货币等各种手工业行业都设立了许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战船衙、镌刻衙、刷书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国还设有各种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绣锦、典金靴、督铣炮、铸铜炮等等,职同指挥,每官领有人数不等的工匠。
诸匠营和百工衙只为供应太平天国政权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级单位,不进入市场。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相当高,"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它对于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满足太平军各项需要 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有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卒为之,农隙治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下"招贤榜",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
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其统治区内,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是我国主要的蚕桑产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生丝的出口基本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一个外国人记载说:"自1853 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来,他们获得扬子江下游的大块产丝区域。
1853年以前的10年中,中国的生丝出口,每年平均在16000包至25000包之间。 1853年的出口为25571包。1854年即陡增至61984包。
1860—1861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事实上握有整个产丝区域,丝的出口为 69137包。次年,增至88754包。1862—1863年,太平军占领产丝区域的最后一年,丝的出口为83264包"。
另外,茶叶的出口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1852—1853年,出口为72900000磅。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为77210000 磅。1854—1855年,为86500000磅。
1860—1861年为87220754磅。1861—1862年增至107351649磅。 1862年又增至118692138磅"。这种增长趋势,表明了这里蚕桑业和制茶业的发展。
但是,在太平天国反对清皇朝统治的斗争中,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各地的手工业,包括蚕桑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
清军攻陷南京后,蚕桑产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丝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生丝的出口仅为41128包。战争期间,南京、杭州的丝织业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这里的丝织业机户一半以上逃亡别处,"织工流离四散",加之战时难以从附近产丝区获得正常的原料供应,产品也难以顺利推销出去,导致南京的丝织业急剧衰退。杭州受战争的破坏更加厉害,其丝织业的衰退情况比南京还严重。
《杭州市经济调查》记:"杭州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远在北方的直隶,其丝织业也因生丝流通不畅而衰落。直隶饶阳县出产饶绸,"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
……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陆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另外江苏及吴江盛泽镇的丝织业,浙江平湖的棉纺织业,淮南的制盐业,四川、云南的制盐业、矿冶业,贵州的矿冶业、茅台的酿酒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安徽合肥的碾米业,福建崇安的制茶业,广东新会的制葵扇业等等,均因受战争的影响或衰退,或遭到破坏。
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后,各地的手工业生产才逐步得到了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