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妻子 卌年 —1978年 31岁曹景行和妻子一起走出大山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曹景行认为自己的人生被一分为二,分水岭便是1977年邓小平主持的那场科教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前,1947年出生的他是从上海来到黄山茶林场的插队青年,因为父亲曹聚仁的“海外关系”备受困扰,几乎已抱定决心和妻子在黄山扎根。
在1977年8月举行的座谈会上,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呼吁(一说是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向查全性提出了发言建议),得到了座谈会主持人邓小平的拍板。会后,因“文革”而中断11年的高考重新回到舞台,几百万知识青年重新获得了进修知识的入场券,人生轨迹因而转折。
座谈会后,曹景行参加了1977年、1978年两次高考,终于在31岁时拿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和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的妻子蔡金莲走出大山。
毕业后,曹景行先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蔡金莲则分配到上海中医学院边教书边做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末,两人又共同移居香港,开始新的打拼。曹景行转而进入传媒业,历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凤凰资讯台副台长等职;蔡金莲亦兜兜转转,最终落定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今年6月1日,在上海同澎湃新闻记者谈起40年前的这段经历时,曹景行仍然对当时的诸多“偶然性”感慨不已——如果邓小平不是在那个时间复出,如果座谈会直到最后一天都没有人提出改革考试制度,如果……那么他和妻子的人生都不会是现在这样。
曹景行夫妇在黄山茶林场。
“文革”后,没想过还能再高考
1966年“文革”全面启动后,很快,高考也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这一年原本应是曹景行从上海市西中学毕业的年份,等待他的却是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老师说,或者去崇明或者去黄山,问我要不要去黄山?我同意了。内心也觉得跑远一点算了。”曹景行内心生出的“避走他乡”的想法,源自于父亲曹聚仁不能公开说明的工作以及“海外关系”。
曹聚仁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曾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亦是国内有名的报人,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走出书斋成了战地记者。
1950年,曹聚仁只身前往香港,羁留港澳22年直到去世。其间,他作为“中间人”反复奔走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主张两岸和平统一。
曹景行清楚父亲从事工作的重要性,但在当时无法向外人说明。
在黄山茶林场,曹景行一呆十年,工作内容从扛木头、挑担子、种水稻,到下车间。其间,他结识了上海姑娘蔡金莲,两人在1975年结为同好。
“那时候完全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凭着一股热情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想在那里‘大有作为’。”在茶林场,蔡金莲一开始的工作是种田采茶,后来调到场部政宣组,管理资料室。
有关在茶林场的日子,曹景行夫妇在为《知青部落》一书撰写的书评中写道,黄山给了他们承受力。
“从春至夏的农忙日子,每个早上天还没亮就被广播喇叭惊醒,天黑好久才收工回到宿舍,瘫在床上就起不来,常常连洗把脸的力气都没有了,沉睡不了几个小时又被广播喇叭惊醒。一个星期七天,连续几个星期没有一天的休息,这就是承受力。”
“冬天上山砍柴,傍晚时分扛着百多斤重的柴捆一步步往下走,肚子饿了,浑身的汗水变得冰凉,腿有点发软,但只有硬挺下去。不只是我们这些66届的‘老骨头’,旁边咬着嘴唇找着柴一起往下来的,更有同一个班里的七几届小女孩。这就是承受力。”
在日日夜夜的劳作中,曹景行心中并不对高考抱有希望,后来恢复工农兵学员,看到别人读大学的他虽然感到羡慕,但考虑到家庭成分而否定了自己这点微薄的希望。“‘文革’以后,我就没有想到过还能高考。因此1966年以后,英文一个字都没有再碰过。”
同样的想法也存在于蔡金莲心中。婚后,两人住在黄山茶林场分的一套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很快就有了孩子。
好在两个人没有放弃阅读。
“每天干活很累,总想看点东西,精神上才能不空虚。”曹景行说自己那段时间什么书都看,比如马列的、历史的、科技的、自然科学的,为了工作甚至还学习了金相学。
蔡金莲所在的资料室也为夫妇俩的阅读提供了原料。她回忆,资料室里的书籍类型不多,大多是些马列著作、历史读本、翻译过来的人物传记等,虽然按规定是供领导阅读的内部读物,但其实也没有说谁可以借谁不可借。“平时劳动很累,从早到晚,到了晚上就看一些,不管看得懂看不懂都看,填补空闲时间。”
无心的“准备”,终于让曹景行夫妇等来了“机会”。
曹景行在黄山茶林场。
“录取复旦,景行历史,金莲化学”
“1977年夏天,各方消息都来了,说要恢复高考。我们同龄人几乎都开始心动了。”谈到这里,曹景行有些激动。
匆忙拾起考试的青年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料。
曹景行回忆,当时大家都用手抄题目,传来传去,中学课本和教辅都是抢手货,各地新华书店内的这类书籍全部卖光。蔡金莲也说,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考,只不过想着可以多一条路,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料复习,都是靠以前的积累。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2月,全国各地570万考生走进考场。
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曹景行和蔡金莲是570万考生中的两个。
两人在黄山茶林场场部参加了考试,曹景行的分数过线,蔡金莲没有过。原因是,刚调到场部小学教书的蔡金莲,不仅要忙着带孩子,还要同时备课、上课。在当地简陋的学校里,老师们身兼几门课程是稀松平常的事,比如蔡金莲就不仅要教数理化,还要教政治。
尽管自己高分过线,但曹景行没有能够通过体检。
“冰天雪地里,厂里用大卡车装着我们去太平县体检。因为我说自己生过肝炎,一个不及格图章就上去了。同行的金光耀(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因为血压稍微高了一点,也被挤出去。”
当时茶林场的知青们分析,是安徽方面不希望上海知青占用安徽名额,分数好的,在体检中,一点小病就被刷下来;而考上的,也被分到比较远、比较差的学校去。
“后来想想,还好当时没考取,如果考取了我一个人去上学,我妻子还留在厂里。而且弄不好也是比较远、比较差的学校。”曹景行说。
1978年,曹景行被派到上海崇明新海农场工作。在新海农场,又要干活又要开会,每天都是工作到十点以后。他选择在一天工作结束后,躲在蚊帐里看一小时书,两三个月下来,复习了数学、化学,到最后物理实在来不及了,原本想学化学的他最终选择了文科。
蔡金莲则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数理化,尤其化学是强项,因此选择报考理科。
1978年7月,夫妇俩在各自所在的农场再次高考,两人双双过线。这一次,他们和其他黄山茶林场的知青们都被算作上海考生。
体检后没多久,已回到黄山的曹景行接到了母亲从上海拍来的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录取复旦,景行历史,金莲化学。黄山茶林场也给夫妇俩带来了录取的消息。
“1978年,整个政策感觉跟1977年很不一样,尽可能把学生中能读大学的招收进来。后来一些同学也说,当时如果稍微卡一下就进不了大学了。1978年,可以说是最后一批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读大学的机会。”曹景行说。
就这样,黄山茶林场当年有30多个上海过来的知青考取大学,连队干部走了一半左右。
9月份,曹景行接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但对他来说,心中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感,“老是觉得可能随时还会有变化,失去机会。”
一直到这年10月,他正式到复旦报到、搬进宿舍了、考试上课,这才真真实实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读大学了。
曹景行和妻子蔡金莲1978年入学复旦大学时的照片。
“不仅要了解历史,还要知道世界”
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由同龄人、同年毕业生构成,77、78级大学生年龄差距大,在上大学前的遭遇亦相差甚远。
“第一天报到的时候,有的同学都没有离开过家。”被推举为班长的蔡金莲实在看不过去,帮小同学缝被子、照顾生活,也由此被同学们叫了四年的“老大姐”。曹景行笑称自己比班级里最小的同学大了14岁。
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的葛剑雄曾撰文回忆:当时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
此外,他写道,当时学校里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
“大学四年对我来说,就是读书。”那时的曹景行,只想读书,他甚至劝同班同学,如此宝贵的时光实在不该浪费在除读书以外的事情上。
大学期间,黄山茶林场每月依旧给曹景行夫妇发放工资。当时,学校给贫困学生的助学补助也仅有14块,夫妇俩每月八十多元钱的工资无疑是高收入水平。
这八十多元,刨去四十元用来购买每个月的饭票,二十元用来补贴家用、抚养女儿,剩下的二十多元全部被曹景行用来买书。
有些书买不到,但是非常重要,同学们只能从老师那里借过来然后手抄。曹景行记得自己曾抄过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的第一本,等等。
蔡金莲读的理科没有太多需要购买的书,但完成功课依然艰苦。
“年轻的同学理解力强,学得快,但我也不甘心,比较努力。”她回忆,大学期间课程排得满满的,不仅要上课还要做实验。周一到周六都在学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晚上又要赶回来,还好婆婆(曹景行的母亲)帮忙照顾孩子,帮了很大的忙。
说起自己的学习能力,曹景行颇有些自豪。
他在入学复旦前,花半个月时间又重读了自己的中学英语课本,这让他在入学后的英语摸底考试中,成为全班仅有的两个拿到60分以上分数的人。也因此,他有了更多时间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专业的课程。
“入学后,我逐渐意识到,不仅要了解历史,还要认识世界,因为中国开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让我们意识到中国真的开放了,我要知道世界。”就这样,曹景行把美国当代史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历史系的课程之外,曹景行又选修了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专业的课程,总共修了180个学分,比学校提出的毕业要求多出了50个学分。
曹景行所在的复旦历史系1978级毕业照。
“他把他看到的最好的东西教给我们”
那时的老师,则倾其所有,只想把最好的知识教授给学生。
回忆起大学时的老师,蔡金莲用“很敬职”来评价,“那时候没有教材,老师自己找很多资料复印给我们,而且还需要收集和学习世界上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以前不让他们讲、不让显示才能,如今老师都太愿意把东西教给你。我们还接触到一些上一代被打倒又复出的 教父 级的人物,例如谭其骧、周予同、周谷城,你能跟这样的人直接接触。”曹景行说。
历史系教授专业英语的陈仁炳老师,是全国五位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
陈仁炳是1936年的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曾经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和民盟中央委员。近代军事史学者姜鸣曾撰文回忆,陈老师上课时总是西装笔挺,打着领带,这在当时校园里,是绝无仅有的派头。
那时候没有专业英语的教材,已年过古稀的陈仁炳自己选教材,从名著中把他认为最好的段落找出来,自己用打字机打在蜡纸上,然后油印出来分发给大家。
“他把他看到的最好的东西教给我们。世界上东西这么多,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去看的?比如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一句话就是一段文字,把他的语法看透了,看其他书就一点都不难了。”曹景行说。
令其印象深刻的还有教授南亚史的张荫桐老师。
2012年,曹景行根据自己两年前去印度采访的经历写作出版了《印度十日》,他形容这本书是三十年对老师交上的一份迟到的作业。
“我所有这些关于印度的种种印象,都只是零星碎片,直到1978年到复旦大学读书,听了历史系张荫桐老师的南亚历史课,才算对印度有了一点真正的了解。”曹景行在书的前言中写道。
传言中的张荫桐经历了不少苦难。
同学中流传,张老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打算出逃求生,就把自己装钉进一只箱子邮寄出国,不幸在海关被发现,直接就被送到劳改农场,重回复旦时应该已经五十上下”。
“我们做学生的从来没有向张老师求证过这个传闻,也许都觉得开不了口。我倒希望那不是事实,因为对一个文弱书生未免太残忍了。而且,当他重新有资格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执教,站在了我们面前的讲台上,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经历的沧桑,平稳的语调中带有些许激情,他就这样对我们讲起了印度历史。 ”
张荫桐的授课为曹景行梳理清楚了南亚史的脉络。“直到今天,关于印度的各种说法好好坏坏都有,我还是习惯于用张老师教给我们的思路来分析评断。”
蔡金莲所在的复旦1978级化学系毕业照。
转折
“后半辈子,走了另一条路。”蔡金莲说。
1982年,曹景行和蔡金莲分别从历史系和化学系毕业。
曹景行自己找到了上海社科院的工作,在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美国和亚太经济现状研究,蔡金莲则分到上海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之后,两人移居香港,一个转行新闻,一个继续从事与化学专业相关的工作。
曹景行说,大学四年以及之后在上海社科院的大量阅读,为自己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蔡金莲认为,大学四年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培养起独立思考的能力,以至之后不断接触新事物,靠自学就能够掌握。
当年黄山茶林场的两个不算年轻的年轻人,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1997年2月19日晚,邓小平与世长辞。忙碌一整夜报道,天亮后,曹景行与中天同事共同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架设的灵堂祭拜。
“香港回归前夕,邓小平是香港回归的决策者,香港社会对邓小平是很尊重的。那天,街上都是前来祭拜的人群。”
已经守在灵堂现场的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来祭拜?
曹景行答道:“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今天不可能在这儿接受采访,根本没有可能有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