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雁纪录片 《老唐头》:没这些人 纪录片导演拍啥啊

中国独立电影年度展(CIFF)到2011年已是第八届,开幕式安排在南京一所大学的礼堂举行。能够容纳三四百人的空间,由于观众和学生太多,受邀而来的导演不得不站在礼堂门外。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电影电视学教授裴开瑞(Chris Berry)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以国际标准,CIFF还是一个很小的资源不足的活动……不过,CIFF有大家想看的影片。”

由于政策、经费、人际关系等原因,这个影展的开幕式几乎每年都要换地方举行。2011年10月底的五天里,CIFF在南京的两所大学、一家影院内放映剧情、纪录、实验等长短影片近90部。

开幕式上,组委会首次颁发了“年度真实人物”奖。获奖者是纪录片《老唐头》中的人物唐小雁。唐小雁曾在纪录片导演徐童的章回体作品《算命》中出现过,那部片子有个章节标题就是“厉百程算定孤单命,唐小雁棒打无赖汉”。《算命》的主角是一位残障的算命先生,开洗头房的唐小雁为了以后的生活不再有太多磨难,请他改了名字供在柜子前面,结果还是被警察端了窝子,进了局子。

唐小雁有着东北人典型的大方和幽默,她在台上领奖时说:“要是没有我们这些人,纪录片导演都拍啥啊?他们不都得喝西北风?”台下认识不认识她的观众都鼓掌笑起来。

唐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影片放映现场。2010年底,徐童带着她出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小型校园放映会上,之后,她随着《算命》和《老唐头》去过国内外十多个电影节。这次放映结束后,她被观众围住索要签名十分多钟,俨然一位来自生活最边缘的明星。

“年度真实人物”奖项的设计者王小鲁也是影展策展人之一。他希望通过被拍摄者的在场,使纪录片工作者、批评家以及观众,对纪录片作者、原型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王小鲁为唐小雁写的授奖词是:“有感于她在影片中的表现力和她勇敢生活的能力,有感于她携带的社会议题的丰富性以及我们对她在影片中的存在方式的疑惑;她的出现将有助探讨纪录片本体和纪录片伦理问题,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

颁奖人吴文光说:“以前都是导演站在聚光灯下,几乎没有过(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来到这里。”

“游民”,“暴君”

徐童毕业于1980年代中期的北京广播学院,他做过摄影,搞过展览,卖过照片,也写过小说。他在北京宋庄有个工作室,过着典型的艺术家生活。写了一部叫作《珍宝岛》的小说之后,他认识了《麦收》里的主人公,觉得能够“最鲜活地把她们生活的处境拿下来的是影像”。2008年,他正式放弃艺术家身份,拿着2万块钱和摄像机来到了一个河北小镇,开始纪录片工作者生活,如今已经数年。

《麦收》拍摄的是农村出身的妓女的故事;而2009年的《算命》则跟踪拍摄残障算命老人厉百程的生活。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生存状态,徐童不仅拍摄时与他们同住,甚至剪辑时也搬到他们生活的地方。前年我曾同徐童讨论《算命》,他说在拍那个纪录片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一种勇气,汲取了一种力量,“不是拍片子的力量,是一种活着的力量”。

如今徐童更重视和那些人共同生活、共同存在。他从不割裂作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纪录片拍完了,但生活还在继续,情义还在。《算命》拍完,他就托人把唐小雁从牢里弄了出来。后来徐童受邀去唐小雁东北的家里坐坐,他发现小雁的父亲老唐头有着异常旺盛的生命力和风格化的口述能力,于是决定去拍他。《老唐头》成为“游民三部曲”的第三部。

《老唐头》开篇就充满了雄性、蓬勃的能量:老唐头用亢奋的手势与口技,回忆自己1950年代开动火车的辉煌岁月。后来他又讲起自己如何“抛弃党”:一是他看不惯当时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二是他带着残疾的女儿去外地做手术,因为超了几天假,单位竟把他当自动离职处理,让他心凉了。老唐头说他离开党时是“掉着眼泪走的”。但是至今,他还小心保存着当年的党章,墙上还排列有序地挂着马、恩、列、斯的画像。

老唐头一面沉浸在记忆中,一面又常常陷入与儿子、女婿的强烈冲突。这个很早就脱离体制的老人,被儿子称为“家里的昏王”。儿子评价他“聪明,但注定失败,他还活在那个时代里”。老头在儿女面前有时是暴君,有时是孩子,同时也是一个仍然有性欲望的男人。他的生命力既粗鄙又坚忍,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那么有活力地存在着。这让人意识到,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那么独立、那么不可磨灭。

徐童渴望获得更宏观的视野,他在片中插入安详的自然景象:风雪中的牛羊、冰雪消融小溪流淌,将老唐头的生活和记忆置于季节轮回。同时他不放弃过年杀猪的血腥场面,不删节露骨的涉性对话。这些都延续了他一贯的姿态:不遮蔽、不过滤那些“不堪入目”的世俗真相,这也是他认为这个世界“生动”的一部分。

野蛮江湖、与狼共舞

最初怎么想到带唐小雁出场,徐童回答:“以前都是我拍他们的生活给观众看;后来我想让她也看看我的生活。”徐童首部纪录片《麦收》因为直接展示性工作者的生活,遭到一些团体和观众的强烈抗议,他其实是不服气的。现在把前色情业从业者一次次带到观众面前,多少是一种回应。

唐小雁“走出”影像,从纪录片中的被拍摄者来到现实中,让观众看到了更直接的真实。在纪录片世界中,很多被拍摄者是被作品湮没的群体,观众看到的是他们在特定时空中的某一种形象,大多数被拍摄者甚至并未看过自己出现过的影片。

徐童拍摄的对象都是“游民”。他曾自述说:“新游民是在社会转型中,从公有体制游离出来的。‘脱序’后,那种公有体制内的角色意识也就消失了。面对凶险莫测的江湖,为讨衣食,取而代之的就是赤裸裸的野蛮性。这种野蛮性不仅在拍摄现场,也在义不容辞的拍摄关系中,更渗透到每一个镜头里。我作为身份有些不明的作者,是自甘沉沦在底线之下的。”

徐童说之后要拍摄一个“危险人物”,他将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称为“与狼共舞”。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挑战创作与生活的界限。这种挑战既是勇敢的,也是凶险的,势必不断遭遇新的质疑和自我质疑。

作为拍摄者,徐童被纪录片改变了许多。作为被拍摄者的唐小雁——用她自己的话说见过了很多“大世面”和“文化人”——的命运是否也就此转变?《老唐头》最后的镜头里,唐小雁坐着火车离开老家,表情是茫然的。

伴着邓丽君的老歌《偿还》,《老唐头》片尾逐张放出唐家的老照片时,像1980年代的台湾电视剧,散出浓郁的风尘味道,有一种世俗哀乐、人生翻涌的感动。徐童说,这些都是小雁喜欢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