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八字 史上最会当官的官员徐世昌官场八字秘诀
历史上,曾为晚清封疆大吏而后出任民国总统的人,只有袁世凯与徐世昌。袁世凯因称帝而臭名昭著,徐世昌则鲜为人知。事实上,在清末民初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他是晚清的进士,还在民国时获得过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可谓学贯中西。在晚清,他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后,他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后又当了四年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乡,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他的仕途之路也是从结识袁世凯开始的。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河南淮宁县任文案时,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大志的人,相互倾慕之下,两人遂结为金兰之好,徐世昌大袁世凯四岁为兄。
青年袁世凯轻财好义,他在得知兄长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慷慨解囊,赠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盘缠,以壮其行色,而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考试之中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最后成了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在忙碌之余他想到了徐世昌,便邀请徐世昌来帮忙。从此,徐世昌成为了袁世凯一生中最重要的幕僚高参。
徐世昌在小站待了两年多,工作非常勤奋。自学了军事及英语后,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定了一系列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并对小站新军进行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他所做的这些奠定了自己在北洋系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可以说,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徐世昌功不可没。
徐世昌为人处事十分谨慎,他既能迎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因此而赢得了“水晶狐狸”的雅号。徐世昌不仅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也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先后出任了首任巡警部尚书、首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并被授予太傅太保的官衔,在实际上与名义上,徐世昌都达到了清朝官职的最顶点,是清朝历代的汉族大臣中职位做得最高的。
辛亥革命时期,徐世昌与袁世凯重新联手,两个人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所有人都认为,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的宝座后,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此时,他却急流勇退,退隐到了青岛。
直到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他才正式由幕后走到前台,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老练的徐世昌此时同意出山,是因为经过两年观察,他确定袁世凯的位子真的坐稳了。这充分显示了他在官场上老到的一面—改朝换代、时局不明,不看清楚,绝不轻举妄动。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作为居间调和者出面因势操纵。徐世昌几经官场磨炼而成为不倒翁,其为政之道就在于精通黄老之术,而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常常能够城府在胸,内敛不张,心中之事不为旁人所窥,是一位玩弄政治的高手。
徐世昌自己总结为官之道有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
所谓“圆通”,是指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要容许转圆,待人要不即不离,做事要八面玲珑。他有天津、河南、浙江三个籍贯,而这三地在晚清都盛产官僚,他处处联系乡谊,对其纵横官场大有帮助;他本与袁世凯等北洋派关系紧密,却又倾力结交南洋的张之洞;他助袁世凯训练新军、治理直隶,甚至改朝换代,却又与满清皇族称兄道弟……这些都是他“圆通”的表现。
所谓“沉稳”,是指遇事故守缄默,或故为回避,不即刻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从不轻易出手。他平时遇到小事,经常唯唯诺诺,似有惧意;但大难当前,却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范,能当机立断,不怕危险。比如辛亥年他帮袁世凯向朝廷讨价还价,其实风险极大,但他毫无畏惧。
所谓“柔韧”,是指能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徐图东山再起,绝不一蹶不振。清亡后和袁世凯称帝时,他两度退隐田园,却终能两度再起,便是“柔韧”的表现。
所谓“机警”,是指对局势变化的敏感,时机未至则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则迎头把握。在张勋复辟的过程中,这一性格体现得很明显。
徐世昌秉持这八字原则,在清朝和民国官场左右逢源,最终登峰造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