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对于丹的评价 朱维铮: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
人物周刊:向大众普及经典本是好事,问题是,这里有没有一个资格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向大众说《论语》说孔子?
朱维铮:历史文化的传播从来是有层次的。作为研究者,一是文本的清理,二是历史事实的清理,譬如孔子活了73年,他这73年是怎么一回事。
人物周刊:历史学一向追求严谨,对于可靠史料之外的那些属于推测、阐发的部分,先生有什么原则?
朱维铮:原则就是,“无征不信”,“孤证不足为据”。我一辈子相信两句话: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件)。
人物周刊:孔子距今两千多年了,先生长期研究孔子,请讲一讲《论语》的形成史和解释史。
朱维铮:《庄子》、《孟子》、《荀子》包括《墨子》里的一些篇章,直到《韩非子》,对孔子都各有见解,即使不作研究,我们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西汉景、武之际),《论语》的原始结集本在文献中一直不见踪影,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代,它才重新露面,变成一部很时髦的书,解释者起码有三个学派:“鲁论”、“齐论”和“古论”;到了公元一世纪东汉时期,又形成一种通学派,对《论语》的文本、句逗、分章、结构、诠释等等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读到的《论语》的本子(注:今本《论语》,据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统计,白文12000字),不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的,也不是稍后些的人根据不同版本编订结集的,今天我们读到的本子经过了两次大的改造,一个是西汉后期,汉成帝的老师张禹编定的《张侯论》,有21篇;又过了200年光景,到了公元二世纪中期,有一个博学而影响很大的郑玄(字康成,中国第一位经学大师),他以《张侯论》为底本,根据不同版本进行点校,就是“我认为这里该用这个字、该这么分章”,他把《论语》的今本给定下来了,而且两汉间对《论语》不同解释的结集,也是他。
郑玄死后不到一百年,何晏把郑玄的本子及其反对派的意见编成了《论语集解》。何晏后,南北朝时代,有一个叫皇侃的,受了佛教的影响,编了一个《义疏》的本子。到了公元八九世纪,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有点像原教旨主义,他们对郑玄、何晏的本子都持怀疑态度,要回到原典。
人物周刊:他们找到原典了吗?
朱维铮:哪里有什么原典!郑玄的时代距离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600年了。我讲这个结集的历史,是想说明,隔了这么遥远,又有这么多人物出场,即使其中“子曰”全部可信,拿它作为惟一依据将孔子捧上天或按下地,都是令人惊异的。
梁启超先生早在1920年就说过:自汉以来,围绕着孔子的今古之争、正学异端之争、考据性理之争从来没有停过,因而孔子渐渐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而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说过,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