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语新解 钱穆:怎样读《论语》

读论语可分章读,通一章即有一章之用。遇不懂处暂时跳过,俟读了一遍再读第二遍,从前不懂的逐渐可懂。如是反复读过十遍八遍以上,一个普通人,应可通其十分之六七。如是也就够了。

任何人,倘能每天抽出几分钟时间,不论枕上、厕上、舟车上,任何处,可拿出论语,读其一章或二章。整部论语,共四百九十八章;但有重复的。有甚多是一句一章,两句一章的。再把读不懂的暂时跳过,至少每年可读论语一遍。自二十岁起到六十岁,应可读论语四十遍。

若其人生活,和书本文字隔离不太远,能在每星期抽出一小时功夫,应可读论语一篇。整部论语共二十篇,一年以五十一星期计,两年应可读论语五遍。自二十到六十,应可读论语一百遍。

若使中国人,只要有读中学的程度,每人到六十岁,都读过论语四十遍到一百遍,那都成圣人之徒,那时的社会也会彻底变样子。因此,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若要深读精读,读了朱注,最好能读何晏所集的古注,然后再读刘宝楠编撰的清儒注。不读何、刘两家注,不知朱注错误处,亦将不知朱注之精善处。

最先应分开读,先读朱注,再读何、刘两家。其次应合读,每一章同时兼读何、朱、刘三书,分别比较,自然精义显露。

若论语各章各节,一句一字,不去理会求确解,专拈几个重要字面,写出几个大题目,如“孔子论仁”“孔子论道”之类,随便引申发挥;这只发挥了自己意见,并不会使自己真瞭解论语,亦不会使自己对论语一书有真实的受用。那是自欺欺人,,又何必呢?

我劝人读论语,可以分散读,即一章一章地读;又可以跳著读,即先读自己懂得的,不懂的,且放一旁。你若要精读深读,仍该如此读,把每一章各别分散开来,逐字逐句,用考据、训诂、校勘乃及文章之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面面俱到地逐一分求,会通合求。

明得一字是一字,明得一句是一句,明得一章是一章。且莫先横梗着一番大道理、一项大题目在胸中,认为不值得如此细碎去理会。子贡说:“回也闻一而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颜渊、子贡都是孔门高第弟子, 但他们也只一件件,一项项,逐一在孔子处听受。

现在我们不敢希望自己如颜渊,也不敢希望自己是子贡。我们读论语,也只一章一章地读,能读一章懂一章之义理,已很不差了。即使我们读两章懂一章,读十章懂一章,也已不差。全部论语五百章,我们真懂得五十章,已尽够受用。其实照我办法,只要真懂得五十章,其余四百五十章,也就迎刃而解了。

朱子注论语,在卷首序说中,引有史记与何氏语,最后复引程子语四条。日前有数位同学手持我著新解来,求我题字。我多录程子此四条语中一条:

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此条之前一条为:

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最后一条为:

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

程子四条中以上引三条为更重要。

诸位莫问自己所研究者为何?皆应一读论语,懂得“吃紧为人”。即是要在做人一事上扣紧。马君读书不多,却能提出甚多问题(指“圣人是否可学而致?”“依论语中所讲,似乎孔子论语是一种理想主义。”“依孔子讲法,似乎无人能达到理想之顶颠。”),所提出者正是属于“吃紧为人”方面。中国传统义理重要正在讲“人”。此则并非一项理论,成不成系统,合不合逻辑,或仅是一种知识。一部论语,重要教人并不在知识或理论上。如云: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若诸位要做君子,论语便会教你一番上达之道,但并非在教诸位去知道上古时之政治、社会、经济等情形。倘使诸位欲知古代之礼,可读左传;欲知古代文学,可读诗经。孔子只讲如何做人,但亦未讲到人性善恶等,亦未讲天是一个什么等,种种大理论。此后如孟荀乃至如宋明理学家,皆爱讲此等大理论,但皆敬佩孔子,认为不可及。其实孔子只是“吃紧为人”。诸位若能从此道路去读论语,所得必会不同。

下学人人可能,只要下学,便已在上达路上了。“学而时习之”并不是定要学到最高境界,而是要不停地学,自然日有进步,此即人生大道。

当知我们每一人之脾气、感情与性格,乃是与我们最亲近者。如知识、学问等,则比较和我们要远些。“吃紧为人”,便要懂得从和我们亲近处下手,莫要只注意在疏远处。

一般人总爱说“儒家思想”或“孔子哲学”,当然论语是关于此方面一部最重要的书。但我常感到中国思想,其从入之途及其表达方法,总与西方的有不同。西方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总见其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他们提出一问题,关于其所用之名辞与观念,必先有一番明确的界说。

他们讨论此问题,千回百折,必有一项明确的结论。读中国书便不然。即如论语,颇不见孔子有提出问题,反复思辨,而获得结论的痕迹。若我们依着研究西方哲学的心习来向论语中寻求,往往会失望。

现在再进一步说。既然孔子的思想和义理,都扣紧在人事上,因此读论语,也并不能专注意“仁”字、“礼”字等许多字眼。换言之,论语中凡牵涉到具体人和事的,都有义理寓乎其间,都是孔子思想之著精神处。要懂得如此平铺用心,逐章逐句去读论语之全部,才见孔子思想也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只是其线索、条理、系统、组织与西方哲学有不同。

注论语讲求义理,特别重要者必先讲求论语原文之“本义”,亦即其“原始义”。如讲“仁”字,应看在论语中此字及有关此字之各句应如何讲法。有了本义,才始有“引申义”及“发挥义”;此皆属于后人之新义,而非孔子之本义。如“性”字,孔子并不曾讲“性善”,我们不能把孟子说法来讲孔子,当然更不能把朱子说法来讲孔子。孟子、朱子固是推本孔子而加以引申发挥,但孔子本人并未说及到此。

(选自《钱穆先生全集》)

钱穆(1895-1990),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