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一平尺多少钱 画家史国良:佛门十五年
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中国美术思潮中,真正形成完整体系并在艺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当首推徐悲鸿、蒋兆和二人倡导的写实主义。而这一写实手法在当代中国的发扬与光大,不得不提及一位僧人——史国良。
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诞生
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正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变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洗礼下,美术界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18年,徐悲鸿发表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支持陈独秀、蔡元培、康有为等人关于用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主张,意气风发地宣告“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退,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鲜明提出将西方写实主义的焦点透视、科学解剖、素描写生与“吾国固有之古典主义”相结合的见解。
在此后35年的生命历程中,徐悲鸿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两方面双向崛进。经过8年旅欧学习考察和中西美术比较研究,他的见解愈深入而坚定。1926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徐悲鸿刚刚从西欧游历一番归国,旋即明确宣告“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退,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这成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学派登上历史舞台的宣言。
1927年,23岁的蒋兆和与32岁的徐悲鸿相见恨晚。相似的家事、经历和艺术见解,让徐、蒋二人在艺术创作道路上产生由衷的默契。“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解释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蒋兆和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中写道。自此,他成为徐悲鸿写实主义的忠实实践者。
1953年,58岁的徐悲鸿英年早逝,蒋兆和接过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美术体系的大旗。这面红旗最终在他的手中得以承传与发扬,演化成个性鲜明而又富于时代感的“徐蒋体系”。“徐蒋体系”的诞生,决定性地促成了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诞生与发展,令已渐入绝境危谷的中国人物画柳暗花明、起死回生,迅而蓬勃兴起、大放异彩。
自此之后,这种科学系统的学院派训练方法,让方增先、刘文西、杨之光、卢沉、周思聪等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他们在“徐蒋体系”土壤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又以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才华,不断丰富、完善这一体系。在技法层面上,他们已经大为拓展,《说红书》、《祖孙四代》、《激扬文字》、《人民和总理》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史国良作品《大昭寺里》
史国良作品《转经》
史国良的继承
1956年,徐悲鸿逝世三年后,史国良出生。他先后师从蒋兆和、黄胄和周思聪等先生。后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直接受教于叶浅予、卢沉两位先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这些泰山北斗级大师的悉心教导下,史国良迅速成长,并成为了“徐蒋体系”的第二代传承人。从他的研究生毕业作品《八个壮劳力》、《买猪图》中可以看到,尚未走出校门的史国良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写实性造型和写意性笔墨的有机融合,并且能有意识地深入生活、表现生活,这恰是“徐蒋体系”的精髓所在。
在史国良后来的《大昭寺》和《礼佛图》中,也可以看到蒋兆和《流民图》对史国良人物造型和写实风格的影响,传承关系溢于纸上。黄胄由速写进入中国画坛,并且以新疆人物速写闻名;史国良以西藏人物画蜚声画坛,他的《刻经》极力反映藏民宗教信仰,荣获了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此奖堪称绘画界的“奥斯卡奖”。
从史国良的诸多作品中可以看出,线条对人物造型的影响至关重要,这显然与黄胄对他的速写训练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