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下面 明宣宗朱瞻基 对待叔叔朱高炽的反叛 恩威兼施

似乎没有谁比明宣宗朱瞻基更了解“永乐盛世”的真相了,虽然在他之前父亲明仁宗朱高炽也曾经直接置身于那个“伟大”的盛世,并且亲历亲为,监国日久。但毕竟在当时朱棣还在世,许多盖子还不能揭开。到了朱棣与世长辞之后,朱高炽揭开大明帝国沉重的盖子,准备有所作为时,没想到天不假年,皇帝仅仅坐了九个月便匆匆离世。所以“永乐盛世”后遗症的真正承受者和改变者,其实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

那么“永乐盛世”后期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永乐、宣德两朝的翰林官员邹缉在一份奏疏中是这样描述永乐末年状况的:“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百姓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甚至在富庶的苏、常、嘉、湖一带,也出现了百姓逃亡现象,其内在原因“皆云重赋所至。”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瞪基和朱高煦的眼神宿命般地对上了。前者忧伤而茫然,后者凶悍而炽热。一场与清君侧有关的古老故事再一次在新朝上演。抚摩历史的细枝末节,那个叫朱瞻基的年轻人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的?现在,该是到了复盘那些往事的时刻。

公元1425年,仁宗皇帝朱高炽病重,作为太子的朱瞻基还在南京主事,朱高炽要召还太子回京,以便传位于他。可要命的是以朝廷之大,当时竞然没有一位礼官敢赴南京迎驾。不为别的,只因为朱高煦彼时正在封地乐安州磨刀霍霍准备有所作为。礼官们谁都不想以身试刀,这也从个侧面反映了朱瞻基即位时形势的严峻。

好在到最后,仪制司主事况钟主动请缨去迎还朱瞻基,这才使得朝廷的脸面得以保存。朱瞻基有惊无险地上位了,但真正的较量却才刚刚开始。这是公元1425年的6月,时年27岁的明宣宗朱瞻基在其叔父朱高煦怨毒目光的遥视下开始君临天下。一个底气不足的新时代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开张了。

很多大臣开始首鼠两端们将人生的赌注游离在朱瞻基和朱高煦之间,不敢轻易押定。这一年汉王朱高煦四十五岁,作为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他在“靖难”时屡立战功,多次营救父亲于危难之中。虽然在随后的夺嫡行动中败给了朱高炽,但与其较量的那些人都是跟他一起从战火中滚过来的,所以朱高煦败亦无憾。

另外,从经验累积上来看,四十五岁的朱高煦亳无疑问远胜于二十七岁年轻的朱瞻基。他们是叔侄之间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其实从建文元年就开始了:靖难,一次次的靖难在亲人之间展开,结局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戮本身。公元1425年,这样的考验降临到朱瞻基身上,他将如何出招?

朱瞻基选择了以柔克刚,他给予朱高煦的封赏很高,甚至远高于父亲在时定下的一万石禄米,这无疑在道义层面上将朱高煦置于不利地位。我朱瞻基已经厚赏于你,你如果再起兵反叛,舆论的力量肯定不会站在你边的。朱高煦当然也老到,见招拆招,他没有贸然起兵,而是小心翼翼地试探。

在朱瞻基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他上疏陈奏“利国安民四事”以试探朱瞻基的反应。换句话说,朱高煦是想看看自己在新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朱晗基对自己是真心还是假意,如何处置奏疏见分晓。客观地说,朱高煦奏“利国安民四事”井无多少新意,甚至某些条款试探还在继续。

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朱高煦提出要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以为新年祝福。朱瞻基当然知道叔叔祝福是假,借窥视朝廷事是真,但他并不点破朱高煦的“良苦用心”,只是回信淡淡致谢,玩的就是静观其变。由此朱高煦的试探进入第三个回合:索要财物。朱高煦向朱瞻基伸手要马匹和骆驼,朱瞻基见招拆招,不仅派人送上六十匹骆驼和两百匹马,甚至还额外赐他袍服,将君臣间面子上的恩宠做得极其到位。

以使朱高煦进一步陷入可能的道德困境不能自拔——我朱基什么都满足你了,也就消解了你反叛的动机。如是,朱高煦反叛的道德成本和机会成本将变得无穷大。朱高煦却没有按常规出牌,事实上他在乎的不是道德,而是实力经过三次试探。汉王朱高煦在宣德元年的八月觉得自己已经摸清了朱瞻基的底牌,那就是新天子软弱可欺。

宣德元年(1426年)的八月是不寻常的八月,天象似乎以一种暖昧的方式提醒朱高煦要抓住时机,完成巨变。八月初,朱高煦让手下一个叫枚青的亲信秘密进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以为内应,准备举事。但是很遗憾,立场坚定的张辅站在了朱瞻基一边,井且将枚青贡献了出去,献给新天子。这是朱高煦的第一个失败。

他的第二个失败接踵而至——朱高煦策反山东都指挥使靳荣未遂,而当地御史李浚在得知朱高煦欲反时,第一时间入京变。由此,朱高煦的反叛开始变得颇为悲壮,这其中的原因或许部分以归结为朱瞻基先前的恩宠功夫做得好,将其置于道德困境不能自拔,以至于朱高煦反叛时追随者宴宴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