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诗词集 “延安五老”谢觉哉的家书
“在1971年6月,当我兴冲冲地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的时候,却碰到了父亲的去世与葬礼。”知名导演谢飞在整理父亲谢觉哉的书信时长吁短叹。谢飞真正走入父亲的世界,是在自己年迈赋闲时,2013年他搬到母亲王定国的住处以方便照顾,因此有了更多时间阅读父亲遗留下的文字。
谢飞尝试着去努力读懂父亲的人生和思想、足迹和悲欢,他的成果是两年内将父亲的115封信件编成《谢觉哉家书》,并于日前出版。“看着这些已经发黄变脆的信函,看着父亲从青壮年到老年不断变化的毛笔书法,看着那些信封、邮票,我不禁感慨这已经或即将永远消失的书信交流方式的美好与伟大!”谢飞在书的序言里赞叹。
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920年代至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宁乡老家妻子何敦秀及子女的书信;1950年代到1970年代,谢觉哉写给夫人王定国及子女的书信;1950年代至1960年代,谢觉哉给家乡友人和干部的书信。
两段婚姻,两个家庭
谢觉哉与王定国的婚姻,在共产党人物中颇有传奇色彩。
生于1913年的四川女孩王定国,在1926年投身共产革命。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时,王定国终于迎来了己方的正规武装,她随即任妇女独立营营长。1935年她参加长征,于路上被调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她第一次见到大自己29岁的谢觉哉。
1936年11月,王定国随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迎来了人生中的黑暗时期。西路军全军覆没,她被马步芳的军队俘虏。马家军基本保留了红军剧团的文娱工作者,强制他们编成自己的文工团。半年后爆发七七事变,陕北红军改编成八路军,谢觉哉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兰州八办在当时有一任务,便是营救西路军的被俘和流散人员。王定国找到组织后,来到兰州八办工作,再次遇到谢觉哉。
组织上考虑到需有人照顾谢觉哉的生活,且做统战工作的谢觉哉需携带夫人出入各种应酬场所,就安排王定国嫁给谢觉哉。王定国同意了,但当她被要求进谢觉哉卧室时,她拒绝了,当时她说:“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原来她还不懂“结成伉俪”的意思,需要时间考虑。当王定国得知男友已阵亡于西征后,便同意与谢觉哉结婚。
从此,王定国一直陪伴在谢觉哉身边,直至他于1971年去世,俩人育有二女五子。如今,王定国已103岁,是著名的书画社会活动家,有顶桂冠是“百岁女红军”。
王定国与谢觉哉的爱情故事广为人知,但谢觉哉的另一段婚姻史则很低调。1899年,15岁的谢觉哉与20岁的何敦秀结婚,当地习俗是女方要比男方大4至5岁。两人一起生活21年,生育了四男三女。1920年,谢觉哉去长沙工作,任《湖南通俗报》主编,他在给妻子的信里亲热而幽默地汇报了每日生活状态,讨论了家里一堆琐事。
1939年9月8日,谢觉哉自延安给何敦秀写信,感慨了结婚41年,盛赞她是个不平凡的女子:“假如你不是生在这样的社会,读了书,不包脚,那你的本事,会比我强!”但他也苦闷地说:“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
谢觉哉给何敦秀的最后一封亲笔信,写于1951年9月7日。“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信中可见何敦秀一直强烈要求来北京居住,“因为你的信很生气,我怕一答复,你的气更大。近来你的气似乎平了些,所以我想和你说说。”
谢飞说,他们兄弟姐妹在文革结束前从未听父亲谈及过何敦秀的名字,更没见过她。孩子们只是模糊知道,父亲在老家有个妻子,还有几个孩子。1984年谢飞拍摄电影《湘女潇潇》时,才第一次来到父亲老家故居,第一次看到何敦秀的照片。何敦秀最终还是随儿子谢放到北京定居,1967年以88岁高龄去世,期间谢觉哉与王定国瞒着孩子去看望过她。
“同住在北京多年,我们孩子们却对她一无所知。”谢飞感慨,“编辑和通读了从20到40年代父亲给何夫人的家信,我才渐渐地理解了为什么他会如此谨慎地瞒着我们孩子们,才逐步认识到时代的巨大变迁,带给父亲的家庭生活的复杂境遇。”
不过,谢觉哉早在1948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就思考过自己的两段婚姻。“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
“延安五老”之一
大陆官方给谢觉哉的盖棺之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谢觉哉在1905年中秀才,起初是一个传统读书人。受同乡何叔衡的影响,他开始接触共产革命,于1925年入党,长期在湖南为党做报纸编辑工作。湖南形势日益恶化,他来到上海才接上党组织关系,继续从事宣传工作,后去湘鄂西苏区、中央苏区。瑞金时期,他先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工农民族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
长征路上,谢觉哉在中央直属队的休养连,该连由年老体弱和重伤干部组成。考虑到他年纪不小,组织上未给他布置工作且一路照顾他,更鉴于他的乐观精神,他回忆长征往事时说:“回忆的已不是苦而是甜。”抗战中,他为统战工作贡献良多。他1939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随后的职务变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中央局副书记。
边区工作期间,谢觉哉主持了一系列的苏式制度建设,以协调为主要形式,甚至有过一次短暂的边区司法改革,这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司法制度、党政机关外在关系、“三三制”等,这些工作后来一度中断,直到邓小平拨乱反正后被部分恢复。
德高望重的谢觉哉,与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被合称为中共“延安五老”。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称赞他们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人民之光、我党之荣”。他们毕生为党贡献尤其是在统战领域建树巨大,1949年后仍能发挥余热,最后都能安享晚年。
“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胡耀邦在1978年叮嘱王定国。全国政协旋即成立“谢觉哉文集办公室”,曾三任组长,王定国任副组长。他们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就在新书发布会上,谢飞说要将当初出版《谢觉哉日记》时被删掉的二三十万字出版成书,这些都是关于家庭和私人生活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