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张季鸾 张季鸾与大公报
《张季鸾与大公报》为《报人时代》系列之一。 虽然有极端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
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
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在历史上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著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都是
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英敛之是满族人,天主教徒,主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