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古史辨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

去年夏间,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

“哪知一经着手编篆,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说明] 此《自序》写于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于同年11月由北平朴社出版。

此序后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编选之《散文一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1988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顾颉刚选集》、1988 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之《顾领刚古文论文集》第一册都曾收入。

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11月出版,改题《定在历史的路上》。1931年,荷兰莱顿的布利尔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学者恒菇义(A.W.Hummel)的英文译本,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古文辨)序》。

1940年6月,曰本创元社出版平冈武夫的日文译本;经译音改译后,1953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题为《ぁる历史家の生ぃ立ち——古史辨自序》,1987年6月再版。 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这第一册分做三编。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辨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

中编所录全是在《读书杂志》中发表的。其中许多问题虽都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但是我们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却已在这几篇文字中建立起来了。下编除首二篇外全是《读书杂志》停刊以后的通信及论文,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在这一编里,可以见出我现在对于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趋向。

第二册的稿子约略辑成,也分作三编。上编是讨论古代史实及传说的。中编是说明经书真相及批评注解得失的。下编是辨伪者的传记和评论。这些文字都是数年来在各种刊物上零碎发表的,其中待讨论修正的地方很多。只要第一册出版后有销场,社中同人容许我继续出版、我就可写定付印。

以后我的环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废学,我的胸中所积蓄而且渴望解决的问题正多,自当陆续研究,作文发表,第三册以下也尽有出版的希望。但不知道我的为生活而奋斗的能力能打出一个境界,完成这个志愿与否。

现在辑成的两册,范围并不限于亩史。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例如辨论《诗经》与歌谣的文字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但此文既为辨明《诗经》之性质,而《诗经》中有古史材料,《诗经》的考定即可辅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没有枝叶固然可以把本干看得清楚,但有了枝叶也更可以把本干的地位衬托出来,所以我不想把枝叶删芟了。

这几年中,常有人问我,“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我屡次老实答道:“现在没有结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的辩论所能弄清楚的!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

也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几年来的讨论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作成一篇齐整的论文呢?”这话固然是好意,但我决不敢答应。我现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绩的少,是大家看得见的,实在没有把这种一目可尽的东西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的必要。

况且我所提出的论题全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也无从加以断定。我并不是没有把我的研究构成一个系统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许我作继续不断的研究,我到老年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创见见和考定的他人之说建立一个清楚的系统。但现在还谈不到此,还只能见到一点写一点,做零碎的发表和涸杂的编集。

我非常地感谢适之守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颁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没有结果,总算已向学术界提了出来,成为学术界上的公同的问题了。我又非常地感谢刘楚贤(掞藜)、胡堇人、柳翼谋(詒徵)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问我,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

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智识。

我在生活上虽是祈祷着安定,但在学问上则深知道这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堕落,所以愿意终身在彷徨觅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兴地呼喊道:“真理已给我找到了,从此没有事了!”

我自在《读书杂志》中发表了推翻相传的古史系统的文字之后,一时奖誉我的人称我“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发”;反对我的人便骂我“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对我怀疑的人也就笑我抨击古人只不过为的趋时成名。也有爱我的前肫挚地劝告道:“你是一个很谨厚的人,何苦跟随了胡适之、钱玄同们,做这种不值得做的事情!

”我听了这种种的议论,禁不住在腹中暗好笑。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平常的人,决不会比二千年来的人特别聪明, 把他们看不清楚的疑窦由我一起看出。

我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苟非确有所见,也决不敢猖狂地冒了大不韪,自己提出一种主张来疑经蔑古。至于成名之心,我固然不能说没有,但总可以说是很淡薄的,我也决不愿无故凌辱古圣先贤来造成自己的名誉。

适之、玄同两先生固是我最企服的师,但我正因为没有崇拜偶像的成见,所以能真实地企服他们;若把他们当作偶像一般而去崇拜。跟了他们的脚步而作应声虫,那么,我用了同样的方式去读古书时,我也是古人的奴隶了,我还哪里能做推翻古代偶像的事业呢。

老实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命俱来的,想象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

我若能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好,也只算得没有辜负了我的个性和环境,没有什么了不得。若是弄得不好,不消说得是我的罪戾,或是社会给与我的损害了。因为我对于自己的地位有了这种的了解,所以我对于自己的见解(给一般人诧为新奇的)常以为是极平常的,势所必然的,我只顺着自然的引导,自己无力于其间,誉我和毁我的话都是废话而已。

但誉我和毁我的人,我也不嫌怪,因为他们只见到我的主张的断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个性和环境,也是当然如此。

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张的由来,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有了出版的书籍了,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

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就借了这一册的自序,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我很惭愧,我的学问还没有成熟,就贸贸然来做这种自传性的序文,实在免不了狂妄之罪。但社会上已经等不到我的学问的成熟而逼迫我发表学术上的主张了,已经等不到我的主张的讨论出结果来而逼迫我出书了,我为求得读者对于我的出版物的了解,还顾忌着什么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家中已经久不听见小孩子的声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长孙,受到他们极浓挚的慈爱。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识字。

听说我坐在“连抬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里已经识得许多字了;老妈子抱上街去,我尽指着招牌认字,店铺中人诧异道:“这怕是前世带来的字吧!”因为如此,所以我了解书义甚早,六七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但也因为如此,弄得我游戏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灵敏,言语非常钝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会。这种的状态,从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现在看来,只是遏抑性灵,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

在这种沉闷和呆滞的空气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这寂寥而直到近数年来才从回忆中认识的,就是民间的故事传说的接近。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祖父所讲大都属于滑稽一方面,如“诸福宝(苏州的徐文长)”之类;祖母所讲则大都属于神话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类。

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煦。我虽因言语的钝拙,从未复述过,到后来几乎完全忘记了,但那种风趣却永远保存着,有人提起时总觉得是很亲切的。

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当我读《论语》的时候,《孟子》已买在旁边;我随手翻着。 我在《论语》中虽已知道了许多古人的名字,但这是很零碎的,不容易连接。自从看了《孟子》,便从他叙述道统的说话中分出了他们的先后,我初得到这一个历史的系统,高兴极了,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楚的叙述。

以前曾在祖父的讲话中,知道有盘古氏拿了斧头开天辟地的故事,有老妪和犬生出人类的故事;到这时就把这些故事和书本上的尧、舜、禹的记载联串了起来了。我记得那时先着一家起了几个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写成一篇古史,起自开辟,讫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

孟子叙述道统到孔子为止,我作历史也到孔子没后为止,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历史观了。

这篇古史约有五页,那时还没有练习过小楷,衬了红格纸写得蝇头般的细字,写好了放在母亲的镜匣里。从我所读的书和母亲的病状推来,那时我是七岁(依旧法算应是八岁)。可惜后来母亲死了,这篇东西就失去了。

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读完了《孟子》。我的父亲命我读《左传》,取其文理在《五经》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抵然后再读深的。我读着非常感受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常在我的脑海里活跃。但我的祖父不以为然,他说,“经书是要从难的读起的;《诗经》和《礼记》中生字最多,若不把这两部书先读,将来大了就要记不清了。”

所以在一九○一年的春天,命我改从一位老先生读《诗经》。《左传》只读了一册,就搁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