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时代之炎黄大帝 炎黄大帝传之生活时代

羌族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古老,同时也是最成功的民族。说他悠久古老,是因为现在中国的一小半民族和历史上的许多民族都是羌族的一个分支(部落),我们汉族的主体组成民族就是羌族。羌族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大半的帝王诸侯,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炎帝,黄帝,尧,大禹,夏朝皇帝,周朝皇帝等等都是羌人的后裔。

羌族发源于今天的青海、甘肃一带,而后向四面八方迁徙形成新的民族。大约五千年前,羌族中最具前瞻性最发达的一支——炎黄部落经甘肃向东跋涉到陕西,同时脱离羌族,自称炎黄族,约在四千年前,炎黄后裔迁徙到山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改称华夏族,同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其他民族称为戎夷狄蛮,也包括自己的兄弟羌族,以示区别。

而后又进入中原地区和从东部沿海地区向西进入中原的另一个重要民族——东夷族,进行了长达两千年的竞争,最终在汉代相互了解交融,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强大更具活力的新民族——汉族。

在浩浩历史长河中,羌族许多相对落后的其它部落又先后向北进入蒙古大草原,形成匈奴、吐谷浑鲜卑等部落;向西进入青藏高原形成藏族;向东南进入四川形成古蜀人,造就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向东北进入宁夏形成党项族,建立了西夏王朝;向南进入广袤的云贵高原,形成土族、僳僳族、纳西族、彝族等十几个民族。

我们常常称自己为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本据说为本同胞兄弟(后面章节待论),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在炎黄时期,由于中国尚处于母系社会末期,子女都随母姓,知母而不知父,姓来自母亲,而氏则来自父亲。炎帝部落在当时羌族中占据着统制地位,部落居住在今陕西岐山南部的渭水支流姜水,因此炎帝随其母亲姓姜,姜与羌,阴阳之别也,羌,从羊,《说文》中释为西戎牧羊人,羌从人,姜从女,因而姜姓是羌族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女性及其子女的姓。

古人对于姓氏有着严格的规矩,也就是说,姜姓是羌族中女王所在部落的姓氏,其它部落是不能姓姜的。比如黄帝部落在当时不占据统治地位,因部落居住在陕西姬水,就随母亲姓姬。可别小看了姜和姬这两个姓,现在中国人的几万个姓氏中绝大多数都是从这两个姓分化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很少有人姓姜和姬呢,这是因为从炎黄时代以后,中国基本进入了父系社会,男性在社会中起到了统治作用,为了延续自己的权利,古人对此作了一个规定,即只有长子可以即位,并能有幸得到父亲的姓氏,其他子女均无权姓父姓而由父亲赐给他们姓氏,赐什么就姓什么。所以长子传长子,就这样四千多年,可以说今天如果你碰到一个人姓姜或姬,那么他便是炎帝或黄帝的直系子孙。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指出:“在华夏从西方来以前,中国土著还有苗民一族,实属最容易想到的事情华夏先民黄帝族从陕甘青高原进入黄河中原,发生了炎黄之战、黄蚩之战、炎黄与蚩之战等持续不断的战争。

最后,黄炎(即榆罔)合谋,擒杀蚩尤;是黄帝族利用炎、蚩矛盾,分化先进入中原的三苗族先民蛮夷族(亦称为炎族或炎蚩族)的炎蚩部属,各个击破,最后战胜炎蚩,取得推进中原而鼎立中原的根本性胜利。黄帝族入主中原后,使北进入中原的三苗先民蛮夷族北支一分为二,即一部分在当地被同化,不愿同化的则被驱赶其徙南,被分称为东夷和苗蛮。

然而二者所说的语言,被黄帝族人称为“邾离”,鸟语鸠舌之音。据王献唐先生考证,“邾离”,为蛮夷语声,说蛮夷语声的人们群体,当为蛮夷无疑。

东夷不是自称,乃属他称。“东夷在秦以前居于中国东部即今山东、江苏、安徽近海及淮之地,其支派有嵎夷、徐夷、岛夷、介夷、根牟夷、莱夷等等。”其移居区位在东,固以东夷称之。

东夷的自称是根牟夷和其后的荆蛮。淮夷之淮、徐夷之徐,是以水名、地名分称,其实为根牟夷(或荆蛮)的一部分。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其著《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所指出:“周初周公及伯禽等征伐淮夷、徐戎时,成王曾亲自出马,淮夷即楚人,即蛮荆,徐戎即舒人,即[方]。

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淮夷即楚人,即蛮荆”,蛮荆即荆蛮,可知淮夷即荆蛮,与荆蛮同一族类。而荆蛮呢,据《册府元龟》卷957《名臣部国邑》载:“荆蛮,盘瓠之后也……长沙、黔中五溪蛮皆是也”。万历《湖广总兵方与一》曰:“诗称蛮荆,种自盘瓠”。可知淮夷、荆蛮均为苗族先民。

东夷的自称是根牟,最初是从氏相名“句芒”而称之,即伏羲为雄长的核心部落——句芒部落,句芒为伏羲臣,据考,句芒与根牟,同为蛮夷语言之民族自称的异译汉字,实际指代乃同属一事。对此,王献唐先生作过审慎而周密的考证:“《古史考》:‘伏羲作网’。

《世本》‘芒氏作罗’。(宋衷注:芒,庖牺臣)……芒为伏羲臣僚,或作句芒。(《路史》注)芒为牟转,句为发声,句芒犹句牟,亦犹言牟,牟、芒一事,故《世本》只言芒,殆羲氏族,相佐为理。

以芒为名,即以氏名相呼之例,知前伏羲族姓,出于牟音之说确矣。”伏羲族姓,出于牟说,可知伏羲亦为牟族,牟者芒也亦蛮也,为同音异译,伏羲为苗蛮族的始祖确是。上面引文中的“句”为发声,有音无义,作冠词(又曰词头)用,而芒、牟则为中心词语。

此种冠词加中心词语的构词模式,仅为伏羲神农蚩尤之直系后裔的苗族语言所拥有,如湘西南的城步及贵州、湘西部分苗族的自称,迄今仍为仡猫、仡模、仡蒙、仡蛮、仡芒,实为句芒——根牟的异译汉字之苗族称,句一根一仡为同音异译的苗语冠词,均有音无义。

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

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

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

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

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方”和“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

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

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

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华夏集团以炎帝族和黄帝族为主体。两族最初居住在陕西,后来各自逐渐东迁。黄帝族顺北洛水南下,又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发展,形成晋南的黄河一带许多姬姓国,如虞、杨、韩、魏等。炎帝族也有一部分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形成姜姓国家,如申、吕、齐、许等。他们在东进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已的势力。

《司马负三皇本纪》载:“太昊伏羲氏,日月象其明,龙河马图神其应,洩阴阳之秘,奥八卦爻象之先,配干支,作甲子。历象以兴嫁娶,正姓氏而大婚伊始,代结绳(指燧人氏结绳记事,代者接代也,燧人氏四传无怀、葛天、女娲至伏羲,继承基业),为礼道重人伦,作二十五玹之瑟,龙师纪官。

始庖厨,倡六兽,之先帝也。端拱于上,朱襄诸臣分理于下。呜呼,此天所以开炎帝之盛也。”据《淮南子》曰:“乘火德而王天下,三岁知稼稽之宜,天生菽粟八蜡合万国之享民重农功。

以其神于农业,故曰神农。神农之教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蚕以为天下先。”据《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载:“味草木之滋作方书以疗疾(察其寒温平热之性,办其君臣佐使之义,常一日而遇七十毒)。

作曰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风沙之叛而增修其德,琴五弦,帝于此未尝敢一日自遗也。后迁于曲阜,卒于茶乡,在位一百四十年。

其后临魁六帝仅可持世,至榆罔,遭蚩尤之乱,而不能制,有公孙轩辕孰能擒之哉”。《国语。晋语》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宋代《路史.国名》载:“炎帝后,姜姓国,今宝鸡有姜氏城,南有姜水”。

在炎黄族居住在现在青海、甘肃,未进入陕西地区之前,中国社会处于游牧民时代,主要靠狩猎、捕鱼、采摘野生果实为生存的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人只知其母,不知有父,一个氏族就是一个女人无数的子孙构成的大家庭,女酋长在氏族中的地位不可动摇,她拥有她所有的子孙。

一个氏族的强大与否,主要看这个女酋长的子孙成员的多少。女人在社会中以血缘关系而形成庞大的直系氏族部落。在远古生产工具极不发达的时代,男人出去狩猎只能采取围猎或追猎的方式,众多的人包围一个山丘或者森林,然后逐渐地缩小包围圈,直到把所有的猎物都得到,这样捕猎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加上一些凶猛野兽对人的袭击,围猎劳动结果很差,往往是事半功倍,而且伤亡惨重。

后来开始用火烧山烧林的方法捕食,这种方法可以获得大量被烧死的食物,而且人员基本没有伤亡,但这种捕猎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很大,一把火烧过的地方在很长的时间里很难适宜人来生存,大火的蔓延有时对自己的居住地也是极大的破坏作用。

而女人种植的食物比较有保障,生产成本底,人员伤亡风险基本上没有,再加上将大量动物饲养作为事物,逐渐的取代了男人狩猎获取生活食物的方式。所以,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基本上是女人养活男人。

但是男人作为体力主体,在不断扩大的种植和饲养活动中,体现出了他的优势,而且那个时代各部落为了不断扩大,获得更多的地域和生活资源,相互之间不断的进行战争,而男人作为战争和迁徙的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地得到提高。随着生活环境的相对稳定,更多的兄弟父子长期生活在一起,男人靠巨大的略夺能力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父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逐渐淡出社会的主导地位。

在炎黄时代之前,基本上还是母系氏族社会,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到炎黄时代或之前不久,人类基本上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但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没有完全消失,就象炎黄二帝都随母姓,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文化的遗留,但从炎黄时代以后,基本上就没有随母姓的现象了。

当时的婚姻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游牧民族不断的迁徙和争战过程中,不断的与其他部族进行同化和融合,两个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战败部落的男人都会被杀死,一绝后患。战胜部落而女人会作为战争的果实按照战争功绩的多少分配给部下,让这些女人为自己部落的壮大繁衍子孙。

而这样的结果是将氏族部落内部通婚逐渐变成了与氏族各部落之间的通婚,在以后的各部落之间,为了各自部落的利益,部落之间会用交换女人的方式而和平相处。但更多的时候是将作为战俘的女人与别的部落交换,这样逐渐的发展,就成了以后各部落之间相互通婚,而彻底改变了只在自己部落内部进行的婚姻制度。

直到殷纣王时,他才取消了滥杀战俘的事情,当然,在这之前,战俘主要指男人,女人没有抵御能力,而且能繁衍后代,历史上记载的殷纣王不杀战俘,实际上主要指参与战争的男人。女人在战争中一直是战争成果,没有历史文献证明有杀女人的记载。

炎黄时代在公元前26世纪,据今有4000至5000年左右,我们常说华夏文明五千年,是说我们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主要体现就是人类开始使用火,应用文字。在炎黄时代很久以前人类就已经会使用火,并且有了简单的文字。历史学界一直把炎黄时代以前称为蛮荒时代,不是说在炎黄时代以前就没有人类文明,而是在炎黄时代科技、文化、政治体制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炎黄时代人们已经会用青铜兵器,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使得蚩尤族的战争能力大大提高。

史书记载炎帝的贡献:

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尝百草,开医药先河。据《帝王世纪》载,神农“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为尝百草,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炎帝炎帝在与大自然,与疾病作斗争中,为后世医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而史书记载黄帝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许多创造发明:

黄帝实行了田亩制。黄帝之前,田无边际,耕作无数,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政府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政府,还穿土凿井。

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

缝织方面,发明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

制陶方面,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等。冶炼方面,炼铜,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

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玉房宫等。

交通方面,制造舟楫、车、指南车、记里鼓车。

兵械方面,制造刀、枪、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炮、剑、射御等。

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饭、酒、肉、称尺、斗、规矩、墨砚、几案、毡、旃、印、珠、灯、床、席、蹴踘等。

仓颉造字使中国古文明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传说中仓颉生有“双瞳四目”。目有重瞳者,中国史书上记载只有三个人,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孝顺的圣人,而仓颉是文圣人,项羽则是武圣人.

仓颉是传说为黄帝的史官,中国原始社会后期黄帝的助手,汉字的创造者。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在炎黄时代以前,人们用绳记事,先是打结,打结在记数方面有它的局限性,在增加的时候打结很容易,在减少时解开一个结比较费事,后来在绳上系环,再后来发展成了象形文字。

在炎黄时代后期随着炎黄势力的不断扩大,在相互交流时,发现各地文字差异很大,给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障碍。仓颉就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规范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所以仓颉中国第一位统一中国文字的重要人物。

由此可见,炎黄时代是一个经济、科技、文化、政治高度发达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由荒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