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野战军与马家军 西北野战军与“马家军”的血腥较量(上)

中国的西北地区疆域辽阔,包括今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广大地区,辖内多峰险林密的山区,地势险峻,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正因为如此,自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中国共产党把制定战略决策、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后,国共两党便在西北地区展开了殊死较量。其中,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与以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为首的“马家军”之间的鏖战,尤为引人瞩目。

“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兴起于民国时期,活跃于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由于其首领皆是回族马姓,便被称为“马家军”。“马家军”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当时能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其军事实力足以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西北的中央军相抗衡。

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过不断地兼并和蚕食,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3个军阀集团实力逐渐强盛,人称“西北三马”。马家军首领尤其是青宁“二马”(即“青海王”马步芳、“宁夏王”马鸿逵),崇尚武力,嗜血好杀,对当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等进步力量更是极端仇视。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挑起全面内战,身处西北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胜负,视为决定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此,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央军委便发布命令,由一纵和新编四旅、教导旅、警一旅、警三旅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人民军队对敌作战。中共中央基于当时西北战场的特殊形势,还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西北战场的军事策略。

毛泽东同彭德怀也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彭德怀一针见血地说道:“西北的问题,我看主要对手是胡宗南和‘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而胡和马又有区别。”毛泽东赞成彭的意见,他指出:“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威胁。

胡有野心,此人的后台是蒋介石;马有野性,是地头蛇,带点民族色彩,有很大的欺骗性。”另外,马家军多为骑兵,我军战士又相对缺乏对骑兵的作战经验,因此,在彭德怀看来,能否战胜并歼灭“马家军”,便成为我军能否取得西北战场胜利的重要因素。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接连受挫的情况下,转而对解放区施行重点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集中兵力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再将主力转用于其他战场。在陕北,包括“马家军”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共约25万余人,在胡宗南率领下,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发动了突然袭击。彭德怀率领下的西北野战军与“马家军”鏖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当时,围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中有胡宗南的20个旅17万多人,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12个旅近7万人,邓宝珊的2个旅1.2万多人。这些军队属于不同的派系,之间互有矛盾,虽然其进攻延安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心态却各有不同:胡宗南是蒋介石在西北重点培养的一颗棋子,是蒋的心腹爱将,其部是国民党中央嫡系军队,在人员补给、物资供应方面都享有很多特权,对进攻延安当然最积极;马步芳、马鸿逵反共、攻击延安是积极的,然其“马家军”虽凶悍善战,盘踞一方数十年,但终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且当时又受制于胡宗南,与胡心有芥蒂;马鸿宾与嗜杀成性的马步芳、马鸿逵有所不同,且实力又逊于青宁“二马”,对进攻延安不甚积极;而邓宝珊则与中共关系甚密,且因其长期受蒋介石排挤,对进攻延安更是敷衍了事。

因此,真正威胁延安的,只有胡宗南和青宁“二马”。

从我军角度来说,当时我军在西北地区的野战部队兵力满打满算只有7个旅,16178人,算上地方部队和后勤部队也不过两万余人,再加上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后勤补给困难等因素,敌我力量极其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