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与陈公博 《汪精卫与陈璧君》10章 蒋、汪、胡三驾马车

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踌躇满志,大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也?!”傲视天下的架势,他更加独断专横,很快就与胡汉民交恶,使国民党内政潮又起。也使汪精卫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胡汉民与汪精卫势不两立,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胡汉民已在南京与蒋介石合作,使汪精卫不能参加南京政权。后来汪精卫“改组派”反蒋,胡汉民就坚决助蒋。1928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进南京去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

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

”胡汉民和汪精卫都竞争着做蒋的政治工具是极其明显的。接着胡汉民就到上海、南京,倡议试行五院制。10月,把蒋介石捧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时人讥胡为叔孙通。因为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建国大纲,那时就行五院制,是颇为牵强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控制的地方,只是长江下游几省,不过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左右。事实上仍处在军政时期,硬说是训政,又来一套宪政的制度,这是胡别有用心的作法。

1927年4月,胡汉民、蒋介石、王宠惠等在南京汤山聚会,他们是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峙的主要角色。

胡汉民之所以一定要去捧蒋,是为了抵制他的政敌汪精卫,同时也抱着一种政治上的幻想。胡当时几乎见人就称赞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的作风,因为凯末尔在带兵打败了希腊以后,经常住在风景地区,醇酒妇人,把国家大政交给一只眼的伊斯默。

胡很想蒋也学凯末尔榜样,带新妻宋美龄到各地闲游。胡则以伊斯默自居。胡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蒋的流氓根性,认定胡入宁将来必无好结果。在胡过香港时,邓以竹笼内装小黄雀相赠,象征日后胡的下场也会如此。胡对邓的话,概不入耳。

胡在南京做立法院长时期,真是帮了蒋的大忙,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蒋、胡二人因“训政时期”约法发生冲突,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解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蒋的卑鄙行径,引起了舆论界的公愤,胡的亲信、党羽以广州为大本营,掀起反蒋浪潮。

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指斥蒋违法乱党、窃夺军权、潜植羽翼。胡被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医官广东人邓某替胡看病(血压突高)。

邓奉孙命秘密询胡应怎样办,胡拜托孙科及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蒋发觉各方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蒋又极力拉拢孙科。

有一天,请孙去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搛菜,并说:“我们是自己人(以亲戚口吻),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孙科字)多多帮忙,不可见外。”孙不为所动。不久,孙科到上海,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立即同意,并以孙亲来广州为条件。

汪精卫见有机可乘,出来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文章,责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表示要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密切合作,联合反蒋,并会晤了孙科、许崇智等。

汪精卫的同党也大肆活动。4月,刘叔模因替华佛带信给汪精卫告之陈铭枢在上海的言行,到广州会见汪精卫。对会面情况,刘叔模回忆说:“谈完话之后,汪精卫把曾仲鸣叫出来到客厅里陪我,自己上楼写信去了。

这次谈话经过的时间很长,大约在两小时以上。在两小时多的谈话时间内,汪精卫起坐不定。一会起身将这个窗户打开,一会又起身将那个窗户关上。或者倒一杯茶送到客人面前,或者将花盆从窗台移到桌子上。

有时从沙发上移坐在椅子上,有时将椅子从这个方向移到那个方向。总之,每隔一个时间,甚至每隔几分钟,他总要起身一下,做一个动作。在他似乎是对客人表示殷勤,而在我则感觉到他并没有专心同客人谈话。以后见面次数较多,证明这简直是他的常例。”

汪精卫还在5月1日发表《致海内外各党部各同志东电》谓:“今者广东方面,见党国垂危,奋起挽救,此诚乃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互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

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须集合一切革命同志,共济艰难,只求精神团结,区区形式,不可置重。”9日,汪精卫还接见《南华星期报》记者谓:“本人对蒋介石曾忍耐过,也曾希望过。但1929年以后,知道这种忍耐与希望,是不能救党救国的,所以才决心将蒋打倒。蒋身为独夫,土崩瓦解之形已成,所以我对于此次倒蒋前途颇为乐观。我对于粤方此次倒蒋运动,决定在外从旁积极援助,无参加政府之意。”

在国民党各派系间昔日为敌,今日为友,翻云覆雨,反复无常,是司空见惯的事。什么汪派、胡派、西山会议派、冯派、桂派、粤派,这次三教九流人物凑到了一起。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人抵香港,偕唐绍仪、张发奎、白崇禧等人,同去汪精卫宅与汪氏夫妇会谈合作事宜。

汪表示:“过去我与胡先生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抱在一起去跳。

”第二天,汪精卫等联名发出通电,限令蒋介石于48小时之内,即行隐退。27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以汪精卫、孙科、邓泽如、李文范、邹鲁五人为常委。同时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许崇智等人为常委,汪为首任主席。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派联合反蒋,实际上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胡派分子对汪却有戒心。被囚的胡汉民也认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胡派对汪派采取了一个“去皮存骨”的方针,即只接受汪精卫个人,而不要汪派其他人物,如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都不准参加。

胡汉民的话使汪精卫大为不满,认为是“去皮存骨”,想拂袖而去。因而在非常会议内部也矛盾重重,非常会议的主持人古应芬、陈济棠对汪精卫态度还好,对陈公博、顾孟余持一种排斥态度,如果不是孙科、李宗仁等极力劝汪忍耐,以团结为重,汪精卫和陈璧君已有两次发脾气要回到香港。

这时正好陈公博由欧洲归来,汪对陈公博说:“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崇智当众向我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的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

”陈公博劝汪应真诚与胡汉民合作,陈璧君立即气呼呼地说:“你劝汪先生与胡汉民合作,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要去皮存骨,连你他们都不想要。

”汪精卫和陈璧君商议,想派陈公博去上海与宋子文接洽,试探蒋、汪合作的可能性,陈公博没有接受此任务。这时蒋介石也派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汪听后非常动心。汪反蒋,只是为了取得权力和地位,与蒋争天下,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现在蒋主动来联汪,汪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是欣然同意了。

正当宁、粤间争闹不休,蒋介石在南方指挥内战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数千里锦绣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强大的革命洪流,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既迫使南京蒋介石不能不对广东让步,又迫使广东方面不能不对蒋议和。汪精卫的广州政府主张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

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

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宁、粤分裂是以蒋扣留胡为导火线的,在陈铭枢代表蒋介石南下议和中,粤方以最低限度须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10月12日,陈铭枢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议和经过后,立即提出释放胡的问题,蒋亦明知此点如做不到,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故被迫答应。

次日下午陈铭枢即去见胡汉民,递交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并详述粤中情,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胡表示首肯。陈铭枢随即劝他先去见蒋,胡汉民亦同意。

陈铭枢即陪同胡前去,蒋、胡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汉民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陈铭枢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

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陈铭枢等陪同胡赴沪。胡汉民抵上海后,即致电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人,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最切。”胡汉民到上海后,古应芬、陈济棠替胡报仇的目的已达到,两人对和谈的态度颇为冷淡,汪精卫最热心,孙科的态度倾向于汪。

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同时唱出和解的调子,听起来似乎是喜讯佳音,实际上,他们把国难之时当成重做政治分赃的好机会。汪精卫乘此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权力的再分配。经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的调停,宁、粤双方决定在上海举行和谈会议。

10月18日,汪精卫夫妇乘麦狄生总统号由香港去上海,行前,再次对陈公博、顾孟余表示,胡汉民身边净是政客,与我们格格不入,而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一百余人到达上海,和胡汉民会合。

汪精卫到上海后,常对人表示他们改组派人多,都想一官半职。汪愿当行政院长兼一个部长,用意是露骨地想当行政院长。陈公博也几次对大家说,最好叫汪做行政院长,好维持大家反蒋的团结。

顾孟余是阴谋家,叫汪不宜在反蒋的局面下上台,不如稍候时机,在蒋、汪合作的形势下上台。胡汉民对汪精卫无诚意,不愿汪抓权。胡和汪从1926年离开广东以后,一直是遥遥对垒,到这时才因为似乎一致反蒋,才有可能见面。当时国民党中也颇有人以为这回胡、汪两个“领袖”能合作了,国民党可以改变了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

当胡汉民、汪精卫第一次在上海伍朝枢住宅见面的时候,汪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

然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三个人同照了一张像,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了。可是他们一方面和蒋方代表在和平会议中明争,一方面又展开内部同床异梦的暗斗。胡汉民当时对于再返南京,最无指望,因之反蒋情绪最高。他生怕汪与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有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

22日,蒋介石乘飞机抵沪,立即同宋子文会商,然后才约于右任、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晤谈。是日下午一时,蒋到孙科寓

所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会见,彼此握手后,互道契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会谈,谈笑风生,握手言欢,真似亲密无间,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十六人。

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立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赴国难。

”同时并提出粤方三项主张:“(一)国府组织宜如德、法总统制,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除总司令职;(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同时对蒋所拟关于他个人进退的电稿,表示赞同。蒋介石继起发言,先赞成汪发言,并说:“本人亦如是,公而忘私。

”又说:“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发言,先述及国难和团结的必要,主张大家马上入京,已无须在沪会议。

蔡元培、张继等即表同意。孙科立即起来反对说:“我们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府请示。”汪随即说:“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下若入京,则协议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吾人为自由意志,反为不佳。

”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成即在沪会议,并说:“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又叮咛地说:“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无不照办。”就这样,蒋、汪、胡几年来的恩恩怨怨似乎告一段落。

经过蔡元培、陈铭枢、张继等人对宁、粤间的调停,10月2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伍朝枢宅举行和平会议,粤方代表为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宁方代表为李石曾、蔡元培、陈铭枢、张继、张静江、吴铁城。会议争斗的焦点是: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为和平条件,而宁方力主“中枢不宜更动,维持党统”。

11月7日,会议宣告结束,这是一次双方政治分赃的会议。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双方“各于所在地”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分别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执、监委员作为合作的基础,由双方选出的中执委召开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实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并改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宣布取消广州国民政府。

对此,鲁迅于10月29日写了一篇《沉滓的泛起》的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表演,“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什么蒋派、汪派、胡派、西山派,都不过是被国难搅起的古的、新的沉滓而已。这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去上海,给汪精卫送去二百万元。汪表示“不需要”,陈璧君立即说:“如果他不接受,我可以接受。”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决定卖身投靠蒋介石了。

按照双方的协议,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南京“四大”,蒋在开幕式上做了《党内团结是我们惟一的出路》的讲话,标榜大会的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481人党籍案。

11月18日和12月3日,反蒋各派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召开四大。广州四大在胡汉民主持下举行,会议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并坚持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的要求。12月7日,广州中央党部正式宣布成立。

因内部争论,造成会议分裂,汪派代表二百多人退会后回到上海。在准备袍笏登场之先,这班“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举行了一次内部分赃会议,在会议上选出了唐生智、王懋功、曾仲鸣、唐有壬、谷正纲、黄少谷、萧忠贞、邓飞黄、范予遂、陈孚木10人作为汪、蒋妥协条件中给予改组派的十名“中央委员”人选。

因为大世界这个地方是演滑稽戏和妓女集中的地方,所以当时鄙视他们的都称之为“大世界中委”、“野鸡中委”。

会议还决定了参加政府和党部分赃所得的部长人选。这群人为了争“中委”,争“部长”、“次长”,在会中结成了许多小集团,勾心斗角,各不相让,争持不下,结果打得一塌糊涂。同时因为有一部分“代表”由粤来沪时误了船期,在选了“中委”的第二天才赶到,这一部分人因为“中委”向隅,于是自以为于改组派有功,势在必得“中委”头衔的人又声称“选举非法”,大叫大闹。

当时上海报纸把这场臭不可闻的丑剧都绘声绘影描述起来,讥诮他们这就是“共赴国难的序幕”。于是这班家伙才悄悄收兵,不好再公开闹了。

宣告下野的蒋介石走出中央会议厅大门。

三个大会开完后,粤方强烈要求蒋下野,12月15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临时常会,在京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决议案为:

(一)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

(二)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

会后蒋介石发表辞职通电,略谓:“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的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诺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五)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能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蒋再次施展“以退为进”的伎俩,宣布下野。

蒋介石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钜。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次日,蒋果然登上了溪口妙高台。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

会议:(一)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等九人为中执会常委,并以叶楚伧为秘书长。

(二)选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案,主席团对于国府人选,提出声明两点:(1)五院院长及所属各部长、委员长不兼国委;(2)现任军人不兼国委。众无异议。

(三)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四)选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柏龄、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等33人为国府委员。

(五)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

(六)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1)中央政治会议以中执监委组织之;(2)中政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做主席;(3)中央候补执监委得列席中政会议。

(七)选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中政会议常务委员。

(八)关于国难会议、国民会议及国民代表大会等之组织及缩短训政实行宪政各案,决议:(1)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内召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2)国民救国会议之组织及召集,由中常会筹议办理;(3)应从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筹备召集国民代表机关,交中常会遵照建国大纲妥速议定办法。

四届一中全会闭幕时,冯玉祥始到京,当天他着青布短棉袄进入会场,其朴素作风便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在会上发表演说,说:“只有自己到总理陵前痛哭流涕,责备自己对不起国家,痛自忏悔。党中先进同志,汪先生学识宏富,胡先生是总理信徒,玉祥自己是混账。

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郑州同我结金兰时,有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盼同志用手用嘴将此三人拉在一起,到总理陵前认罪忏悔。”出乎意料的是,汪精卫突然称病不至。

此时,蒋、胡、汪三人各有用心:蒋介石游玩于山水之间,心怀诡计,待机而起;汪精卫安坐于上海租界,假称养病,窥测跨入南京中枢的门径;胡汉民则以广东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周旋到底。冯自参加一中全会闭幕会以后,旋即到沪晤汪。

冯对人说:“此次南来目的,完全想团结同志,以谋抵制暴日,故望各领袖能在一块负起救国责任。”又说:“若汪于最近期内痊可,当劝其速入京;对胡亦同样希望,必要时拟到香港一行;对蒋亦望其能尽其责,共赴国难。

”冯在此期间,对团结合作,极为努力。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仍无入京表示,孙科于1月8日晚中委谈话会中说:“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力阻,以孙负行政责任甚重,不能离开。

孙说:“将短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各方仍多方劝阻。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事为居正得知,立即赶到车站,时车已开动,居即嘱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以求达到兴正团结之目的。

”孙到沪后,即电胡速驾,又准备到奉化劝蒋,因未得蒋肯于接见的复电,故未便成行,乃改派何应钦、居正前往。此时的孙科真是彷徨失措,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为了实现蒋、汪合作,12月17日,汪精卫派陈璧君、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人去南京,与蒋介石洽谈。行前,汪精卫在病榻上叮咛陈公博说:“你们到了南京,对于一般老先生势必要让他们一点。”他们到南京后,住在铁道部官邸,蒋介石当天就打电话给陈璧君,因铁道部官邸人员太杂,邀请他们去军官学校见面。

经过秘密谈判,达成了蒋、汪合作的协议。第二天,蒋介石在励志社宴请在南京的中委,蒋介石、林森、陈璧君、陈公博先后发言。

1932年1月12日,陈铭枢同张群乘火车返沪,车抵笕桥,蒋来电令折回,即下火车改乘蒋派来的汽车回杭,重到澄庐晤蒋,蒋书亲笔信一封,交陈铭枢携沪转汪。16日陈铭枢至沪,即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行前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

17日,蒋介石派贺耀祖为代表,陪同陈璧君、顾孟余、褚民谊等人去上海,欢迎汪精卫去南京。接着汪精卫又赶到杭州,同蒋介石、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在杭州西湖风景优美的烟霞洞举行会议,“相见甚欢”,“甚为融洽”。

蒋、汪实现合作。次日蒋、汪合电致孙科,说他们将候胡来后,即联袂入京,并要孙电胡速驾。同时,蒋、汪又合电致胡,请他北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

”胡汉民复汪精卫电,除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必能发展开一新局。”胡汉民被蒋介石抛弃了。17日,张继、张静江由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介石、宋子文密谈。

次日上午,蒋派毛邦初亲驾蒋自备飞机到京,直入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去,当日下午一时许抵杭,即赴烟霞洞。当时张继、张静江正宴请在杭的各中央委员,蒋、汪均在座。

宴毕即在别室密谈,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答:“圆满,圆满。”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孙在杭呆了两天,20日同汪一起由沪入京,21日蒋直接由杭入京。此时蒋、汪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拍一合,俨似表演双簧。

自蒋、汪先后入京,22日在南京的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关于接到朱绍良、熊式辉电报前方“剿赤”军事及军事问题,然后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本人发动暴乱情形,再次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状况。报告完毕,到会的中委均默不作声。

数分钟后,蒋起立发言说:“关于对日问题,无论和与战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23日蒋、汪、孙等在宋子文家密谈,达三小时,对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反对者居多。

24日开特务委员会,讨论对日问题,其他各委均未发表任何意见。惟蒋、汪二人发言最多,论调完全一致,都认为:“已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计打算。

”并说:“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之一掷。”继又表示:“决将以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其余中委未发表任何意见,会上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针。当日陈提出辞呈,与孙科一同赴沪,旋孙亦辞职。以后中执会、中常会均有电致孙,请打销辞意,并派居正、张继、张静江赴沪挽留。后又派何应钦、吴铁城前往,孙行踪秘密,终日寻找不获。

27日,蒋、汪召开中政会议,到会委员60人,汪精卫任主席,决议要案:“(一)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选出委员人选,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务委员。”

28日,蒋、汪召开中常会,蒋介石任主席,会议决议:(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

(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

就在当天晚上开会后的数小时以后,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体人民的推动下,在淞沪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议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此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蒋、汪合作的新局面。汪、蒋合流,共同统治中国的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