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儿子 钱基博是如何教育儿子钱钟书的?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有四位国学大师: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无锡钱基博。今之世人,多知钱钟书而不知其父钱基博。其实,钱基博的国学造诣在儿子钱钟书之上。古今父子皆为大师者十分罕见,无锡走出的这对父子就是这样的佼佼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87年,与弟基厚孪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他自幼聪明好学,5岁由长兄子兰授课,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并能背诵。10岁时由伯父仲眉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教其学习写作策论。

13岁读《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先后将2部巨著圈点7遍,又精研《读史方舆纪要》。16岁撰《中国舆地大势论》,发表于《新民丛报》,深得梁启超赞赏;撰《说文》一篇,发表于《国粹学报》。

1909年,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钱基博的文章,“骇为龚定庵复生”,遂招之入幕,那时他年仅 22 岁。他被陶大均赏识招为幕僚后,月薪白银百两,待之如上宾。民国二年,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因其才学,招他为秘书,他毅然谢绝,后进入教育界,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

勤奋治学是钱基博父子的共同特点。钱基博“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鼎鼎大名的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国学大师钱穆赞曰:“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钱钟书也曾这样称赞父亲:“先君遗著有独绝处。”

钱基博著述颇丰,其著作主要有《韩愈志》、《韩愈文读》、《明代文学》、《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等,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在教育儿子钱钟书方面,钱基博也很有一套。

据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钱钟书一出世就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对钱钟书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

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

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钱基博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经·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据钱钟韩(钱基博的孪生弟弟钱基厚的儿子,中科院院士)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三师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钟书和钟韩两兄弟回家。据钱基博的弟子王绍曾教授说,钱钟书在中学读书时,其父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书,每星期五晚上两节课,即跟他父亲到国专随堂听课。

钱基博对钱钟书管教很严,为其学习不努力不惜饱以老拳。1926年秋到次年夏天,钱基博应清华之聘北上应教,当年寒假就没回无锡,那时钱钟书正读中学。少了拘管,钱钟书狂读小说,直到假期结束,才恍然记起连课本书角都没翻过,1927年暑假钱基博赶回来考问功课,自然是不能过关,被痛打一顿。

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激起钱钟书发愤读书的志气,广泛涉猎《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钱钟书后来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也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钱基博还让钱钟书“单日作诗、双日作文”,养成了很好的写作习惯。

有其父必有其子,钱钟书的文风直逼父亲,钱基博很是欣慰与自豪。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钱钟书来写。钱钟书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觉得言辞肯綮无懈可击,就写上自己的大名交稿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

”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他还曾赞赏有加地说:“儿子钱钟书能继承父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予父子日记,取其中有系集部者,重理为篇,乃知予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言语之中,洋溢着做父亲的自豪。

钱钟书对父亲也很孝顺,1938年秋,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因为父亲钱基博时任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这一时期是钱钟书的多产期,他在蓝田着手写《谈艺录》,出了一册《中书君近诗》,并撰写了《写在人生边上》的半部。最重要的是他在蓝田构思,孕育了小说《围城》。

父子同校,交流机会自然多。在国外学会了炖鸡手艺的钱钟书,还经常亲自为父亲炖一钵好汤……钱钟书还曾妻子这样谈论其父亲:“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歇歇。江浙战争,敌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钱基博是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精神境界很高。建国后,钱基博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学院)。1952年,他又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

此外,尚有碑帖宇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不把这些宝贝留给儿子,却造就了同样淡泊名利的一代鸿儒、“文化昆仑”钱钟书,留给了世界一个文化奇迹。(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