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李白 余光中:“举杯消愁愁更愁” 还是李白讲得对。

人到中年,情感就多波折,乃有“哀乐中年”之说。不过中文常以正反二字合用,来表达反义。例如“恩怨”往往指怨,“是非”往往指非,所以江湖恩怨、官场是非之类,往往是用反面的意思。也因此,所谓哀乐中年恐怕也没有多少乐可言吧。年轻的时候,大概可以躲在家庭的保护伞下,不容易受伤。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那把伞了,八方风雨都躲不掉。然则何以解忧?

曹操说:“唯有杜康。”

杜康是周时人,善于造酒。曹操的意思是说,唯有一醉可以忘忧。其实就像他那样提得起放得下的枭雄,一手握着酒杯,仍然要叹“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可见杜康发明的特效药不怎么有效。范仲淹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反而触动柔情,帮起倒忙来了。

吾友刘绍铭乃刘伶之后,颇善饮酒,所饮的都是未入刘伶愁肠的什么行者尊尼之类,可是他不像一个无忧的人。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对人诉穷;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赚美金的人要向赚台币的人诉穷。我独排众议,认为刘绍铭是花钱买醉,喝穷了的。世界上,大概没有比酒醒后的空酒瓶更空虚的心情了。豪斯曼的《惨绿少年》说:

要解释天道何以作弄人,

一杯老酒比弥尔顿胜任。

我的酒肠没有什么讲究:中国的花雕加饭和竹叶青,日本的清酒,韩国的法酒,都能陶然。晚饭的时候常饮一杯啤酒,什么牌子都可以,却最喜欢丹麦的嘉士伯和较浓的土波。杨牧以前嗜烈酒,现在约束酒肠,日落之后方进啤酒,至少五樽。所以凡他过处,空啤酒瓶一定排成行列,颇有去思。但是他显然也不是一个无忧之人。

不论是杜康还是狄俄尼索斯,果真能解忧吗?“举杯消愁愁更愁”,还是李白讲得对,而李白,是最有名最资深的酒徒。我虽然常游微醺之境,却总在用餐前后,或就枕之前,很少空肚子喝。楼高风寒之夜,读书到更深,有时饮半盅“可匿雅客”(cognac),是为祛寒,而不是为解忧。忧与愁,都在心底,所以字典里都归心部。酒落在胃里,只能烧起一片壮烈的幻觉,岂能到心?

就我而言,读诗,不失为解忧的好办法。不是默读,而是读出声来,甚至纵情朗诵。年轻时读外文系,我几乎每天都要朗诵英文诗,少则半小时,多则两三小时。雪莱对诗下的定义是“声调造成的美”( the rhythmical creation of beauty),说法虽与音乐太接近,倒也说明了诗的欣赏不能脱离朗诵。

直到现在,有时忧从中来,我仍会朗诵雪莱的《啊世界,啊生命,啊光阴》,竟也有登高临远而向海雨天风划然长啸的气概。诵毕,胸口的压力真似乎减轻不少。

我译《梵高传》,是在三十年前;三十多万字的巨著,前后译了十一个月。那是我青年时代遭受重大挫折的一段日子。动手译书之初,我身心俱疲,自觉像一条起锚远征的破船,能不能抵达彼岸,毫无把握。不久,梵高附灵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alter ego)。

我暂时抛开目前的烦恼,去担梵高之忧,去陪他下煤矿,割耳朵,住疯人院,自杀。梵高死了,我的“第二自己”不再附身,但是“第一自己”却解除了烦忧,恢复了宁静。那真是一大自涤,无比净化。

悲哀因分担而减轻,喜悦因共享而加强。

翻译是神游域外,天文学则更进一步,是神游天外。

读一点天文书,略窥宇宙之大,转笑此身之小,蝇头蚁足的些微得失,都变得毫无意义。从彗星知己的哈雷(Edmund Halley,1656— 1742)到守望变星(Variable star)的赫茨普龙(Kjnar Hertzsprung, 1873—1967),很多著名的天文学家都长寿:哈雷享年八十六,赫茨普龙九十四,连饱受压迫的伽利略也有七十八岁。我认为这都要归功于他们的神游星际,放眼太空。

旅人把习惯之茧咬破,飞到外面的世界去,大大小小的烦恼,一股脑儿都留在自己的城里。习惯造成的厌倦感,令人迟钝。一过海关,这种苔藓附身一般的感觉就摆脱了。旅行不但是空间之变,也是时间之变。一上了旅途,日常生活的秩序全都乱了,其实,旅人并没有“日常”生活。

也因为如此,我们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忘记今天是星期几,而遗忘时间也就是忘忧。何况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时间,你已经不用原来的时间了,怎么还会受制于原来的现实呢?

当然,再长的旅途也会把行人带回家来,靴底黏着远方的尘土。世界上一切的桥,一切的路,无论是多少左转右弯,最后总是回到自己的门口。然则出门旅行,也不过像醉酒一样,解忧的时效终归有限,而宿醉醒来,是同样的惘惘。

写到这里,夜,已经深如古水,不如且斟半杯白兰地浇一下寒肠。然后便去睡吧,一枕如舟,解开了愁乡之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