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的诗 董必武的朴素家风

董必武是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革命元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领导职务。虽身居高位,但董必武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在他为党和人民奋斗和奉献的一生中,始终以“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并以此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人,留下了很多佳话。

要比革命,不要讲阔气

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负责统一战线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性质使得他要经常同国民党上层、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等打交道。有工作人员觉得,作为中共代表的成员,衣服不应该太寒酸,建议为他置备几件像样的衣服。

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当时,董必武兼管着设在重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的财务工作。我们党财源有限,各机关的经费都捉襟见肘,他这个“管家”是很不好当的。为了在有限的经费下尽可能维持办事处的正常运转,董必武对办事处机关的各项开支管理和监督得都很严。

很多在红岩村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记得董必武为6毛钱向中央作检查的故事。有一次月底结算伙食费时,董必武发现,有6毛钱的支出和账面记载有出入,账平不了。尽管钱不多,董必武却非常重视,他对办事处的同志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

”为此,他主动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还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这件事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记忆,也深深影响了这些同志。

董必武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还十分重视对子女艰苦朴素作风的教育培养。他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对子女们说: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胸中有数。这样做,养成习惯,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孩子们以父亲为榜样。儿子董良翮上中学时想买一双自己喜欢的布鞋,就从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攒,过了两年,积少成多,终于买上了这双鞋。

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

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是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出生入死,为党和人民作出过很多贡献。她和董必武结婚后,却从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与家人来到北京,条件比战争年代好了很多,但何连芝依然保持着过去的好传统。

她很少添置新衣服,有时候,干脆把董必武的破旧衣服改一改再穿,她有一件西装就是用董必武的旧西服改来的。1956年,何连芝的单位给干部调整工资,考虑到她资历深、级别低,单位拟定给她提级加工资。

董必武知道后,不仅没有同意,还专门去找有关同志说,请他们考虑别的同志,不要给自己的夫人提级。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家里人口多,供应不够,何连芝就自己想办法,她宁可自己在自家院里养鸡鸭贴补家用,也决不向组织伸手提要求。

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想方设法找到北京,希望在上学、提职、调动工作、购买紧俏商品等方面得到一些关照。确实,这些事情如果董必武肯打招呼,以他的地位和声望,相关地方和部门会通融的。但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他还教育和劝告亲戚们,即使是合理的要求,也不要从他这里打主意,应该通过自己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

1964年春天,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到北京来看他,想请董必武帮助换一个更好的工作。董必武对晚辈来看自己很高兴,让他在北京多看看,见见世面,但要求他不能用自己的小车出行,不能在外面提及亲戚关系。这样过了一个星期,董必武就要侄孙回家投入生产劳动,并对他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靠各自的工资生活,不能乱花国家一分钱。

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救助。侄孙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董必武能给写个条子,自己拿这个条子找县政府。董必武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

董家是大家族,人口众多,不时就会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要求,董必武就干脆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亲友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他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了家乡的亲友们。后来找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变得越来越少了。

对亲友如此,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同样严格要求。他与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是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是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三是不许接受礼物。每逢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会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

干部子女不能特殊

1969年,董良翮高中毕业后,面临就业问题。那时候,年轻人最向往的是到部队参军,其次是到工厂当工人,这两种岗位十分紧俏,因为大部分青年人都要去农村插队劳动。当时董必武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但董必武的态度十分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按照父亲的要求,董良翮报名下乡,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临别时,董必武提醒儿子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他反复叮嘱,“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他问儿子还有什么要求,董良翮说,想跟您要两件东西,要您的洗脸毛巾和牙刷。

董必武的洗脸毛巾已磨出了洞,牙刷的柄都用断了,是用绳子捆起来继续用的。这两件东西,是董必武艰苦朴素作风的象征,董良翮要这两件东西,是要用父亲的好作风勉励和鞭策自己。

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他虚心向农民学习,争着干苦活、累活,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交口称赞,被树为知青的先进典型。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

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10年间,董良翮从普通社员一步步做到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担任大队干部后,董必武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当着董良翮的面,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要帮助良翮,他还年轻,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经验丰富,当他的老师,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参加农业劳动,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

”他不仅把儿子送去务农,还希望小孙子长大了也到农村去。1972年,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父母在晋县,农忙事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好。孙良颇茁壮,天逸符大造。”

1975年春,九十高龄的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探望父亲,已是弥留之际的董必武却不让儿子留在身边,催促他赶紧回去:“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董良翮只得含泪辞别病危的父亲,回到插队的农村。

董必武临终前在病榻上写了一首诗《九十初度》:“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就是一个毕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的自画像。1975年4月7日,叶剑英同志在董必武追悼会上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的朴素作风,将永远激励后人。(王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