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与父亲 胡宗南之子父亲的抗战经历少被人提及
从台北开车一小时左右,到达位于桃园中坜的中原大学。胡为善的身份是台湾中原大学副校长。一见面,他便很坦率地说:“我知道父亲的形象在大陆比较负面,我愿意讲一讲我眼中的父亲。”胡为善说。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他是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另一方面,胡宗南也成为中共交手最多的一个对手,随着国民政府的溃败,他也迅速从顶峰跌落下来,从陕北一直退到西昌,几十万军队土崩瓦解,最终成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象征性人物。到了台湾后他也成了边缘人物,直至抑郁而终。
青年时期胡宗南(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平步青云
我时常想:如果不是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父亲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之路?也许他会成为一名文人,用文字表达他对时代的看法;也许会继续做他的历史教员,在远离政治喧闹的校园里度过一生……可是谁又能选择自己的时代呢?
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一样,都是20世纪初受新思想影响最早的那一批青年,只不过他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父亲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窘迫,他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教员。父亲喜欢读书,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他游历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曾断言中日必然发生战争。
此时,他正好听到黄埔军校开始招收青年学生的消息。虽然当时他年龄已经超过报考要求的25岁以下,但他改了年龄,因而进入黄埔一期就读。在黄埔一期里,父亲的个子是倒数第二矮,最矮的是冷欣,他后来也升为陆军中将,每次见到我都说:“你爸爸就是在我前面一个。”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父亲就开始了几十载的军人生涯。在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时,他是机枪连中尉排长,在棉湖之战中他携两挺机枪奋勇占领陈炯明后方高地,封锁了陈炯明部队的主力退路。棉湖之战是父亲军事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
战后,他因战功被提升为机枪连上尉副连长,而且开始受到蒋介石的注意。第二次东征时,他率一个连冲上河婆最高山峰横岭的敌阵,而蒋先生利用缴获来的武器编成3个师,成为北伐的基本部队,他也自此崭露头角。
正因为这些经历,父亲很早就得到蒋先生的赏识和倚重。北伐时,打长沙、南昌、杭州、上海,都由父亲的团担任攻坚先锋。他也成为黄埔军校学生中擢升最快的一个。1927年北伐攻占上海不久,他就升任第1军第1师少将副师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一个将军。
此后他一直一帆风顺,到1936年4月,又被任命为第1军中将军长,成为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军中的第一个军长。此时的父亲也毫无意外地成了“剿匪”的主力军。他的对手,很多是黄埔军校的同学,这也是十几年恩怨的开始。
蒋介石与胡宗南(右)合影。
“西北王”
因为父亲和中共交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在内战时期的经历被传播得比较多,相反,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战役却很少被提及,很多人都以为他对抗日根本没做什么事情,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抗战爆发后不久,父亲接到蒋先生命令,到无锡集结待命。可是当他率部队到达无锡尚未下车,就接到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的命令,因为宝山一线防线危急,要他立即到那里增援。父亲带领第1、第78两个师约4万人,在杨行、刘行和蕴藻滨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
他手下人回忆,身为军长的他“日夜在战场指挥抚巡,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经过几昼夜血战,部队始终守住阵地,伤亡惨重,但父亲始终不吭一声。顾祝同了解战况后,派部队来换防。父亲才说:“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
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带领部队在淞沪战场坚守了6周,而他们的牺牲也极为惨烈:4万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1200人。当时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1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
1938年1月,父亲奉命移军关中,固守黄河、山西、陕西。这一带是陪都重庆的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父亲的部队几次挡住了日军自北攻向四川的钳形攻势,其间与土肥原贤二几次交手,让日本军不能进入潼关,威胁重庆。
一年后,父亲又被任命为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毕业生中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成为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拥有最高军职的将领。直到1949年撤离,父亲在西安前后长达12年,所以后来也有人称他为“西北王”。
父亲一向对教育非常重视。在西安时,他还组建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抗战中一共召了6期学生。第一期毕业生被编为黄埔第15期,以后以此序列类推,他们后来也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七分校一共培养了近4万人,他们投入到各战场,支持了八年抗战。
在日本投降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战役,叫做豫西鄂北会战——后来我们通常称作“西峡口战役”,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当时战役形势是敌强我弱,第15期学员中有一位叫孔令晟的学员,他原本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孔令晟想到他的教官曾经教斜面作战法,他就采用反斜面的防御作战,结果重伤日军。
西峡口战役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从1945年3月29日一直打到8月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在1945年9月22日上午9点,父亲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赴郑州,接受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的投降。投降仪式结束后,鹰森孝问我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副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
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副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这时孔令晟刚好在外地受训,父亲因而对孔令晟印象深刻。
他曾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希望孔令晟能接替熊汇荃(注:即熊向晖)的职位,但孔令晟表示,不愿意做参谋,只愿意带兵打仗,父亲只好打消此意。孔令晟后来曾出任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职。他现在仍在世,已有90多岁。
父亲对部下非常好,所以他的手下后来也很少有倒戈的,当然熊向晖例外,他是很早被周恩来有意识安插进来的。其实当时曾经有人跟父亲密报,熊向晖思想“左倾”,但父亲不愿意怀疑一个从18岁就到自己身边来的年轻人。
胡宗南与夫人叶霞翟在重庆(摄于1949年)(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延误的婚约
当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在南京的母亲格外兴奋。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有更多一重的意义。为了这一天,她和父亲的婚约已经推迟了8年。
母亲与父亲的缘分,还是由一张照片引起的。母亲叶霞翟出身于浙江松阳的一个传统家庭。父亲是中学校长,陈诚是他的学生。1930年夏天,母亲还在杭州读书。有一天,她无意中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一位年轻军人的照片,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朋友跟她介绍说,这位年轻的军人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参加过北伐,刚刚30岁就当上了师长……母亲更生仰慕之情。
当时母亲只有16岁,有点小女孩崇拜英雄的感觉。她压根儿也没想到,7年后,她会真的结识照片里的那个人,而且最终会走到一起。
我的外公思想比较保守,认为女孩子不必读大学,所以也不给她提供学费。母亲只好选择就读公费学校,她后来进入杭州警官学校,成了戴笠的学生。而戴笠又是父亲的好朋友,当年也是父亲向蒋先生推荐的他。1937年,母亲已是上海光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回杭州探亲时顺便到戴笠家里拜访,与父亲不期而遇。父亲也对我母亲一见倾心,两个人感情发展得很快,1937年6月,父亲送了一只手表给母亲作为订婚之物。
可是一个月后,抗战就爆发了。父亲当时有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决定延迟婚期,母亲也很理解他的决定。不久,母亲决定赴美深造,在美国苦读,最终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44年6月回国。
母亲在百般盼望中终于等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但是父亲很快又卷入到国共内战的战场。一等又是快两年。直到1947年3月,父亲占了延安后,给母亲发来电报,要她速去西安。那一天,他自己刷了窑洞,请了8个人,准备了8道菜,直到副官买来大红蜡烛,手下人才知道今天是他的大婚之日。那时,父亲已50岁。他们的婚期整整拖了10年。
因为那时候内战形势仍然紧张,所以母亲在西安只待了3天便返回南京。虽然他们聚少离多,但母亲和父亲感情很好。他们之间的书信现在还保存着,我也都看过,书信是蛮缠绵的。父亲表面上很严肃,但在信里也算罗曼蒂克,他曾当过历史教员,也很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现在有的文章说母亲是特工出身,戴笠把她介绍给我父亲,就是为了监视他。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母亲练就一笔好字,当年很受戴笠器重,但是她从来没有做过情报工作。再者,抗战期间,她一个人跑到美国苦读那么多年的书,怎么去“监视”我父亲?现在想起来,母亲也蛮不容易的,她一个人顶着重重压力,从20多岁起就开始苦等我父亲,一直等了10年。这也不是每一个女子都能承担起的。
最后的大陆
1950年3月,父亲乘坐飞机离开大陆,他的离去,也宣告了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力量的全部瓦解。关于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现在已有很多史料来研究论述。我想大家都认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个人。但是因为父亲是最后一个撤出大陆的国民党将领,所以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国共内战的象征性人物,我想这对父亲也是很不公平的。
1949年12月9日,蒋先生乘飞机从成都飞到台北,自此永远离开了大陆。而离开的最后一刻,他还跟我父亲交代,要他稳住四川和西昌。但是那时第1军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他们从陕西进入四川后,人生地不熟,既无冬衣,又无粮饷,更无兵源,连军火弹药的补给都断绝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带着部队死守了3个多月。
到了1950年3月,解放军马上要攻占西昌,蒋先生从台湾派了最后一架飞机,到西昌接父亲走。但是父亲坚决不走,他说自己要战死在这里,遭到部下们反对,最终参谋长罗列等人把父亲强行架上了飞机。第二天,解放军向西昌发起总攻,父亲在台湾以为罗列已阵亡,把罗列母亲当成自己母亲侍奉。没想到,罗列死里逃生,后来又辗转逃回台湾。
父亲撤到台湾后不久,汤恩伯帮他在花莲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但他没想到,他到台湾立足未稳,便遇到了弹劾案(注:1950年5月,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46位“监察委员”以胡宗南失去大陆为由,提出弹劾,经蒋介石、蒋经国、顾祝同等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员签名上书“行政院长”陈诚,为他求情,陈诚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8月,“国防部”答复“应免议处”)。
弹劾案一出,舆论沸沸扬扬。台湾报纸对此也大做文章,对父亲讥讽挖苦,甚至不少歪曲之词。
父亲的手下们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说,当年和共产党的战事是集体行动,政府责成数十个军事首长,划分成数十个地区作战,胡宗南只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对其他战败的军事首长没有责难,而对他如此非议?再者,军人都是以服从命令为最高原则的,父亲的一切战斗都是奉命有据。
还有人说,当年国民政府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可是他们没有被弹劾,反倒是坚守到最后的一个人被如此抨击?因此他们建议父亲开记者会申辩,或者上书。
但是父亲把他们拦了下来,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话:是非自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关于弹劾这件事,父亲生前只字不提。
那时一方面有人弹劾我父亲,另一方面又有100多个“立法委员”在替他说话。后来还是蒋先生发了话,说:“如果不是胡宗南,我怎么出得来?如果不是胡宗南,你们怎么出得来?”弹劾案才不了了之。
“反攻”梦灭
弹劾案尘埃落定之后,父亲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1951年,我刚出生不久,父亲被派到大陈岛,组建所谓“江浙反共救国军”。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时,还有一些残余部队留在浙江沿海一带,蒋先生希望父亲能到那里,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反攻大陆”。
在很多人看来,父亲以前是堂堂军政公署长官,统领几十万人马,威风了得,现在却要在荒凉小岛,指挥散兵游勇,肯定会非常失落。但父亲却毫不介意。其实在此前蒋公曾经让父亲出任“参谋总长”,被父亲谢绝。
9月,他化名秦东昌登上大陈岛。当时大陈岛十分荒凉,解决“游击队员”们的一日三餐都是一个问题。他的手下后来告诉我们,在那里每天基本上吃青菜和盐水泡饭,吃了一个月后,体力差到连木马都跳不过去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在大陈岛组织了六支陆上突击队和一支海上突击队,先后训练了总数约7000多人的“挺进队”,发动了39次袭击。每次战斗,不管是100人,还是200人,他都亲自去,不但去,还要上岸。
1953年6月,父亲调离大陈岛,不久,解放军在距大陈岛约14公里的积谷山岛强行登陆成功,“反共救国”成了泡影,父亲忙了两年的游击战,到头来一场空,又回到了台北。
1955年,蒋先生又派我父亲去澎湖任“防卫司令”。
1959年,蒋先生召见父亲,征询他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父亲谦辞不受,他向蒋先生推荐了罗列,罗列随即奉调“陆军总司令”;几年后,罗列又升到“副参谋总长”,蒋先生又让我父亲推荐一个人做总司令,父亲就推荐了刘安琪,那刘安琪就做了陆军总司令。
1959年10月,父亲从澎湖离职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虽然还保持着军人身份,但并不担任什么实职,自此淡出军界。
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他经常和妈妈带着我们游山玩水,这是他一生中最悠闲、最自由的一段时光。可是我长大以后,看到他日记里的那些话——今天下午我陪太太去看电影,明天下午我陪太太去打桥牌——我才渐渐悟出,对父亲这样一个以战场为全部生活的人来说,他的内心该有多么痛苦。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带我爬山,他经常一个人在山里声嘶力竭地大叫,我只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没面子。长大后我才理解,这是因为父亲压抑得太久太深了……
落寞岁月
父亲刚到台北定居时,蒋先生送给他一幢房子,但被父亲拒绝了。我们自己住的房子非常旧。底下人说,到我们家都不敢坐沙发,一不小心沙发就坏掉了。但是他对部下却非常好,很早就为他们在台北安置好了家。
那时候我周围的同学家里都有冰箱,只有我们家没有,我很羡慕那些同学。有一天回到家,发现家里多了一台冰箱,原来是父亲的老部下罗列将军送的旧冰箱。我高兴极了,就在旁边跳舞。第二天父亲回来了,一看冰箱,脸色一沉,问母亲:“冰箱哪来的?”母亲说是罗列送的。父亲很生气地说:“不可以!退回去!”于是我只有了一天的冰箱。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妈妈记账,那时我常常问她一个问题:“收进来的钱没有支出那么多,该怎么办?”她告诉我,要用红笔来记。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赤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会走财务这条路,知道不赚钱不行。
母亲是留美博士,在大陆时,光华大学请她教书。可到了台湾,父亲一直不同意她再出来教书,全家6口人的生活都靠父亲一个人,母亲时常为钱发愁。无奈之下,母亲就靠写文章赚稿费。她第一次向《中央日报》投稿未中,接到退稿信,非常沮丧,还哭了一场。可是母亲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她再写、再退,终于有一天,她的文章上了报,稿费来了,我们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我和哥哥后来才知道,父亲每个月的薪水分成三份:1/3留给“长官部”当公费运用;1/3发给澎湖长官部两位各有七八个孩子要抚养的部下;剩下的1/3寄回家里。
最近我哥哥收到其中一位部下的子女写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的父亲原来在部队的时候犯了错被革除军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父亲后来把他的薪水按时送到他家,所以他小时候每到月底就在那里等着有人送钱上门。他父亲一直到临死前才告诉他:你要记得是胡将军帮助我们,你要记得他的恩惠。
我们几个孩子真正和父亲朝夕相处,也就是父亲退休回到台北后的短暂时光。我小时候爱哭,父亲很不喜欢我这一点。有一次我因犯错挨打哭泣,他教育我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丈夫有泪不轻弹。”我小时候有点怕他。父亲对我和哥哥要求比较严,我要考到3个100分,他才会给我奖励,奖品也仅仅是几张邮票而已。
父亲的身体本来一直很好,可是1960年左右,他开始感觉心脏不舒服,到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大病。1961年的2月,他开始感觉不舒服。起初是咳嗽,咳得很厉害。医生检查他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但他自己都不承认,也不愿意住院。春节过后,他咳得更厉害,还有呕吐。在妈妈的百般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住进医院。
1962年的大年初七那天,蒋先生带着侍从医官出现在病房。看到蒋先生来,父亲很意外,也很感动,他努力支撑着坐起来,眼含热泪,感谢蒋先生来看他。
父亲去世的时候,穿在身上的背心都是破的,这个背心妈妈也没舍得扔,后来又穿在我身上。
按父亲生前所愿,他的墓庐建在面向大海的一方,以便能“看见”遥远的家乡。蒋先生在世时,还经常到父亲的墓地去待一会儿,他坐的石凳子现在还在。
父亲去世时,哥哥15岁,我才11岁,还有两个妹妹。母亲要独自一人撑起这个家,我长大后才意识到,她当年是多么不易。妈妈很少在我们面前掉眼泪。我印象中,她只哭过两次,一次是父亲去世的时候,还有一次是我生病的时候。那时候我得了肾结石,尿出来的全是血。妈妈让我躺在她的大床上,我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突然发觉正在安慰我的妈妈怎么一下子没有声音了,等我滚到床的另一边才发现,她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为我祈祷……
母亲很好强,她给我们的教育是,永远不要去抱怨社会、抱怨别人是否不公,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当年,台湾有一桩很轰动的案件,是黄伯韬的儿子黄效先谋杀他人被判死刑,传言说黄百韬的夫人把青天白日勋章拿出来,换了一命。我记得案件被报道出来后,妈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很严肃地说:“你们绝对不可以犯类似的错误,如果犯了,你们就自己死吧,我不会把你们父亲的青天白日勋章拿出来换你们的命。”
母亲去世前,只留给我们一封信。信上说,要在我的墓碑上刻着:这里安息一位艰毅不拔、永不屈服的女士,我们的母亲。她去世后,我们就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的字“永不低头的女性”,她的墓就在父亲的墓下边,他们终于获得了永远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