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宁蓝宇 《蓝宇》制片人张永宁:不想做不相信的东西

张永宁这个名字,知道的人或许并不多,但他的作品很少有人不知道。去互联网上搜索这个名字,得出的信息也不多,仅有的几条消息都指向他那部作品——《蓝宇》。

认识他纯粹是个偶然。四月初,在一个英国本地华人群里,有人突然拉了他进来,介绍说,这是《蓝宇》的制片人,群里立刻热闹起来,大家纷纷表示景仰,而他就谦虚地说,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从此在群里他也很少冒泡。

是的,这是一部十几年前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的电影,它触碰了一个十几年前在华人世界尚属禁忌的边缘话题,塑造了当时金马奖史上最年轻的影帝,甚至十五年后当两位主演再次在同一个综艺节目中出现时,他们还再度在中国大陆掀起网络旋风……在这其中,张永宁的名字也被一再提起,因为,从一开始,没有张永宁,就没有《蓝宇》。

轰轰烈烈的一场爱情,轰轰烈烈的一部电影,仿佛一阵烟花绽放,张永宁的事业似乎也抵达人生的最高峰。然而,与我们的期待不同,《蓝宇》之后,张永宁似乎并没有凭借这股好风而直上青云。在这之后,他几乎销声匿迹,从大众和媒体的视线里消失了。

因此,在联系张永宁之前,我有点担心。我很怕他说,都是过去的事啦,不用谈了。不过,简单一番交谈之后,他居然痛快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甚至考虑到我的交通方便,特地从外地赶到伦敦,来接受我的“盘问”。

蓝宇之后

尽管这部电影从一拍出就被中国大陆禁播,但有关《蓝宇》的故事一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有关张永宁如何被原作感动、如何说服当时的大导演关锦鹏执导、如何找来刘烨和胡军当主演、甚至自己也亲自上场饰演其中一个配角的故事,十几年来一直为影迷津津乐道。那么十几年过去了,再回头来看这部片子,张永宁自己怎么看呢?

我问他,你自己还会再看《蓝宇》吗?

他非常坦率地说:“我老看。每次看的时候,我都很喜欢。”他告诉我,去年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别举行了一个《蓝宇》十五周年的纪念放映,在北京放映的时候,为了能一起在大屏幕上看一遍《蓝宇》,影迷从全球各地赶来,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台湾和澳门。这令他非常感动。

不过,张永宁说:“蓝宇是歪打正着,没有想到会那么成功”。

他说,做完这部电影之后,很多人来找他,但除非是自己也相信的东西,不然他不想做,“我不想做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

“我不想让别人说,张永宁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碰上那个东西(蓝宇)。既然有那么好的起点,就一直想做点好的东西。”

现在他手头正在筹划一部新电影,剧本和名字都准备好了,但是资金还没有到位。他坦诚找资金很难。这部电影已经准备了八年,然而,“尽管国内电影市场现在非常火爆,很多投资人都还是觉得它太文艺了,不够商业,所以不愿意做它。”他说。

“单一的”中国电影

我们自然就谈到了现在的中国电影。对于现在整体的中国电影市场,张永宁怎么看?

在他的回答里,频繁出现“单一”这个词。

“一个社会本来应该是多元的,我们的追求太窄了。美国英国都有很多商业的东西,也有艺术的东西,都有很多观众,都有空间,是多元的,什么人都可以说话。白人黑人亚洲人也好,穷人富人也好,都有讲你的故事的。而中国现在就还缺少一个多元的环境,太单一了。所以容易模式化,容易赶潮流。”

即便有些在国外频频获奖的导演的片子,他觉得,这些作品的内容也过于单一。比如说,这些电影的题材趋于灰色。

他说:“我们现在的都市这么有名气,可是这种都市题材的电影,西方看不到。” 他告诉我,一位西方资深编剧曾对他说,他们其实非常希望看到当代中国的东西,中国现在已经有那么成功的经济,那么重要的国际地位,需要的是有质量有内容的反映当代中国的电影,而现在没有。

我问张永宁,那么现在国内明星到国外参加各种电影节,进行红毯秀,甚至国外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华语电影节,他怎么看?

他说:“我觉得他们不是为了真正享受走上国际舞台的荣耀,他们只是做给那些国内的人去看,表示我们也去了。我们一面喜欢骂美帝国主义也好,欧洲帝国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一面我们也希望他们说我好,希望他们请我们,而这是为了给国内的人看,并不是为了想融入国际市场,所以他们对电影界的曝光,更看重的是国内对他们的报道,而不是这儿怎么看,这些一点都不重要。”

谈到在国外举办的各种华语电影节,他告诉我,他去过一次这样的电影节,去的全是黑头发的人,所有当地的主流媒体都不知道。他说:“大家都没有用心去做,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为了给国内的同胞们秀秀你在国外走红地毯。如果大家都只是要这点名,不踏踏实实做事,最后一定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砸了中国人的脸面。最后也不会有人把我们当回事。”

他最后说:“我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家在思考什么问题,但这些年我们的地位真的在提高,我们真的需要走出去了,而走出去不能光靠土豪心理,拿钱去砸,钱人家当然要,但人家还是会看轻你。”

“家丑不可外扬”

学表演出身的张永宁,履历上表演的经历却屈指可数。在拍《蓝宇》之前,他的主业是拍纪录片。

90年代初,张永宁来到英国之后, 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表演机会,偶尔出现一个镜头,要么是送外卖的,要么是黑社会的老大。结果阴差阳错的,1991年,有一个BBC的摄制组要去中国拍摄,随队的翻译突然病了,于是给张永宁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给他们帮个忙,带他们回去拍摄。张永宁立刻答应了,他笑着说:“免费回去还能挣钱,当然就去了!”

他由此正式踏入这个行业。他与BBC、CBC、CBS、Discovery Channel以及PBS等各大媒体合作,参与各种与中国相关的纪录片的拍摄,从翻译、联系人做起,一直做到制片人。

与其他同行相比,张永宁说,他特别幸运,因为合作的全是大牌记者,像John Simpson、Peter J,因此整个团队都很优秀的,给了自己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提到最近BBC几部中国主题的纪录片,我问他,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增多和受追捧的现象,是不是因为中国国力增强了,中国越来越受关注?

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说,其实这几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少多了。从他自己的经验来看,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过去一年可能会接四五个这样的纪录片,而这些年能接到一个就不错了。因为现在大家觉得中国已经没有新鲜感了,再加上经济紧张,除非必要,都不愿意投钱。

但他想拍的还是跟中国相关的片子。他想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说自己是个有点责任感的人。

他说:“我自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自己也到了一定的水准,现在我只想做自己的东西,过去给西方媒体做东西,还是要尽量满足人家的要求,我没有办法去主导别人。现在我这个年龄和经验,应该可以做一点我自己的东西。我就想做一些历史文化的东西,当然英国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至少我学会讲历史的时候不喊口号。”

他对动辄以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开场的叙述方式感到不耐烦。他举了个例子,上次与大英博物馆合作时,对方如何从一个小小的红漆盒,让你看到明代永乐皇帝的聪明、智慧、开放以及对世界的了若指掌。他觉得这样的叙事才厉害,这才是他的追求方向。这从他在拍的一部有关北京白塔寺的纪录片可以看出端倪。

白塔寺是北京第一个藏传佛教的寺院,建于元代,而它的设计和建造却是一位年轻的尼泊尔设计师。张永宁希望通过讲述为什么白塔寺让尼泊尔人来建的故事,来展现当时的喜马拉雅文化如何与汉文化、藏文化和蒙古文化结合,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多元的城市大都(即如今的北京)。

不过,同样由于资金问题,片子在拍了四分之一之后,就因为没钱而被迫暂停。去年尼泊尔地震时,为了帮牛津大学组织的赈灾活动吸引关注,他特地把片中拍到的尼泊尔部分先剪了出来,因为片中拍到的很多地方都在这次地震中消失了。

我由此问起他在中国拍纪录片的经历。

他坦率告诉我,在国内拍片子太难了。他说:“中国人有个传统叫‘家丑不可外扬’,但我们对美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告诉我,在拍北京的菜市场时,就有老百姓过来说,你干嘛不带他们去拍我们的高楼大厦,拍这里想表示我们的落后吗?

在三峡工程的搬迁之前,他和外国摄制组曾到了当地一个农村,一位当地农民正在收拾物件准备搬家,他们就架上机器采访他。张永宁问他,离开世代居住的故乡,去一个不认识的地方有什么感受。

张永宁说:“那位农民一看周围全是黄头发的,就开始说话了(他学着那位农民的四川口音):‘哎呀,好得很,政府对我们好得很,给我们好多钱,都给我们搬得好好的,好得不得了,给我们搬过去,没有啥子留恋的。’

“我们刚把机器一关,他就说,我怎么可能跟外国人讲什么实话噻。”张永宁说,“这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农村,他都知道丑事不可以跟外讲,不可以跟外国人讲。”

张永宁补充说,这是因为大家对好事坏事、先进落后的判断有问题,“90年代或者20年前,我们只希望外国人看到我们的好东西,你拍木头门,他就说,木头门有什么好拍的,你怎么不拍铁门呢。他就觉得铁门是个好东西,木头门是落后的,所以就特别不自信。”

这与他在尼泊尔的拍摄经历截然不同。他说,在拍加德满都一个农村时,尽管按中国的观点,那里真的很落后,但当地人对自己的历史遗产却特别自豪,这种对比让他感受特别深。

他说:“我们一方面爱说自己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当你要看这个悠久的历史时,你又看不到多少东西。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有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认同,可能只认同口号或某个名字,而并不理解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在哪里。比如说一对青花瓷,如果拿出去能卖好几个亿,人们就会觉得,噢,这个东西值钱,但实际上这只是因为它卖了好几个亿,人们是用钱去判断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