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在干什么

核心提示:“文革”中,詹才芳将军负责湖南省“三支两军”工作。1967年6月,周恩来总理问詹:“湖南还有没有干部可以出来工作?”詹答:“有两人,一个叫万达,一个叫华国锋。”总理问:“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詹答:“老实可靠。

”总理问:“华国锋现在何处?”詹答:“‘湘江风雷’所握。”于是,将军依总理指示,亲往长沙夺之,并用专机护送至北京。华国锋由此得“解放”。后,詹才芳每入湘,华国锋必设素宴招待……那么此后的十年,特别是文革结束前的那些日子,华国锋都在做些什么呢

1976年之,在毛泽东安排的中共政治局里:四人帮有政治局常委两人,委员两人。元老派有常委一人──叶剑英,当时已被剥夺军权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政治局委员三人,其中刘伯承属于摆设,许世友和韦国清是住在外地的大军区首领。

其余的人是中间派人士,有人称他们是“文革受益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窜升是文革的结果。这些人当中有政治局常委一人──华国锋,委员六人──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德生,其中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纯属摆设。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海容等人时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
从毛泽东安排的政治格局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要让文革派与“文革受益者”合作掌权,将元老派边缘化,不让元老派否定文革。
糟糕的是,江青和中间人士矛盾重重。早在1975年,江青就曾经对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

张玉凤向汪东兴汇报了这件事。那三个人先后都知道了这件事。可见,江青不信任这三个人;这三个人也不会同江青一条心。
被毛泽东委以军权的陈锡联尽管与四人帮和毛远新关系很好,但是他背着他们保持着同叶剑英和元老派的密切联系,骨子里和元老派站在一起。

毛泽东刚刚去世,陈锡联马上连续两次提醒李先念说,四人帮可能要夺权,要当心。
这样,在这张8人照片上,可能与四人帮合作的就剩下华国锋了。

他是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的意向举足轻重。当时,华国锋对两派都有些担心。
据陈永贵回忆,在毛泽东去世前几天,华国锋对他说: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

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他还说: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
显然,华国锋既担心毛泽东更信任四人帮,把遗嘱交给他们,更担心支持邓小平的元老派复辟。
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直接控制中共领导人警卫部队的汪东兴对华国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关键的作用。

汪东兴与江青长期不和。他认定,如果在毛死后江青掌权的话,自己绝无好结果,因此他早有除掉江青的意图。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1976年7月的一天,汪东兴对他说:“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样?”汪东兴还告诉李志绥说:“我同国锋同志讲过。

他说就怕弄不倒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这说明,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汪东兴已经在怂恿华国锋除掉江青,而且得到华国锋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不过,当时华国锋同文革派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文革专家宋永毅说:“华国锋和四人帮没有什么理论路线上的区别。元老派和四人帮还是有理论路线上的区别的。

在四人帮的眼里面,他们都是走资派,他们都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在元老派来说呢,虽然说他们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也都是赞成文革的,也都是投了文革的票的。那最后不断搞到他们头上去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倒确实是有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

对华国锋来说,不存在你死我活。”
况且,即使文革派想干掉华国锋,也并不具备这个实力。
宋永毅回忆说:“他们(指四人帮)没有实力干掉华国锋。只要汪东兴在华国锋这边,他们是干不掉华国锋的。

而且华要罩住汪东兴,绝对罩得住。他们(四人帮)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他们在军内没有人。他们就是搞搞舆论。他们没有8341部队。中共的政治是一个武力政治,就是说,你有枪,你就厉害。你说这个四人帮在北京,我说他一杆枪都没有。

”
其实对于四人帮,元老派早已磨刀霍霍。许世友的儿子曾经写道:“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在毛泽东死前,王震就找到叶剑英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

”叶剑英后来回忆说,他向周恩来请示此事,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坚决反对这种行动。
1976年9月16日,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其中强调指出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华国锋知道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实际上两句话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华国锋认为是四人帮要夺取对毛泽东遗嘱的解释权。

后来的事实证明,华国锋是小题大做了。
不过,元老派当时毕竟不在权力中心,没有实权。
宋永毅说:“元老派要打倒“四人帮”,要么他准备大打,那就是说把外面的野战军调进来打。他在北京不具备条件。为什么呢?御林军不属于他领导。

最关键的就是8341部队嘛。”
“如果说没有华国锋的作用,没有汪东兴的作用,那些元老派要成事非常之难。如果说华国锋和四人帮结合,汪东兴和四人帮结合,那些元老派成不了事。

”
但是在这个时候,恰恰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安排给华国锋和文革派之间产生嫌隙提供了条件。宋永毅说:
“他是给了华一个副主席。但他并没有说,我死了,华就是顶我的,华就是接班人,像林彪说得那么铁。

他没有这么说。那他又跟华说,你在斗争性上等等要向江青讨教,要向江青学习。那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如果有人提出江青来做,没有什么错嘛。所以他这个安排就造成了混乱。”
毛的这种安排也使华国锋觉得自己地位不稳。

这时,汪东兴便说服华国锋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汪东兴说了些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汪东兴的话发挥了关键作用。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我在北京的时候访问过一些深入采访过华国锋,采访过李先念这些人,做这些工作的,就是党内的这些人,他们就讲,这个汪东兴在这个(事件)发生中间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