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易经 马一浮先生的读书法
关于读书的看法,世人历来多有慧解。不过,笔者以为,被胡乔木称为“一代儒宗”的马一浮先生的“读书法”,对医治当下学人读书不力之弊病,似乎更契机契理。
马先生一生以读书为业,即便在浙江大学、复性书院任教时,仍是以读书为主—其“教”亦是为进一步的读书做准备而已。诚如先生所言,之所以创办“复性书院”,其宗旨仍“在于培养读书的种子而已”。马先生尤其重视读书之法,在复性书院宣讲“学规”之后,他开讲的第一课即为“读书法”。马先生的“读书法”,不是支离破碎的泛泛而谈,而是从其切身实践中得来的关于读书治学之“系统心法”。若对其读书法进行归纳,其要义大致有四。
读书贵以“定心”。当下人们读书,多以娱乐为主,故散心“浏览”,姑且求一乐矣。然作为学者治学,则非“定心”不可。马一浮认为,“故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
”确实,以笔者之读书经历,“定心”读书,乃做学问的不二法门,假若散心读书,纵然有一时之欢娱,亦随即遗忘,无甚效果,概其不能入心故也。只有用“定心”法,将精力聚焦于“某个问题”,方可有所收成。儒家创始人孔子可谓“定心”读书法的实践者,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终得《易经》心法;“禅门泰斗”虚云法师犹重视“定心”读书法,他要弟子读《楞严经》,心无旁骛,即使不懂,也要定下心来,反复阅读,如此坚持下去,终有一日,定会豁然开朗。
“定心”读书除了高效“聚焦”的作用外,还兼有“敬”的态度。马先生认为,读书乃穷理博文之事,必资于主敬—只有对“书”持一种“敬”的态度,方可定心并涵泳其中,最终求得“悟”解。当然,马一浮的对书之“敬”是有所指的,即对经典著作存敬畏之心,且以“定心”读之。
倘若是那种“娱乐成灾”的快餐书乃至垃圾书,则大可不必以“定心”去读,亦用不着“敬”了,因为作者本身乃持充满游戏的“商业炒作”态度,他们又何以有资格让读者去“定”与“敬”呢?
读书不可以有“成见”。以怀疑法读书,其传有自,如孟子就有“尽信书不如无书”,朱熹亦有“疑方有进”之论,皆强调怀疑的重要性。不过,马一浮先生则反其义而为之。对于经典著作,马先生曾强调首先要持“无成见”“不怀疑”的态度。
马一浮读书宗法孔子,认为孔子读书法乃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的“好古”读书法,那种动辄怀疑经典的做法为马一浮所不取。马一浮明确指出:“今人动言创作,动言疑古,岂其圣于孔子乎,不信六经,更信何书?不信孔子,更信何人?”这里我们需对马一浮的“好古法”稍作说明,以免误认为马一浮读书法有盲从古人乃至“死在前人言下”的嫌疑。
马一浮“好古”,一则针对当时学术界疑古成风之“流习”而来,当时疑古思潮猛烈,似乎不把古典打倒就不足以显示其创造力;二则其“好古”读书法针对经典如“六经”而论,非对于一般性的著作;三则其“好古”读书法的目的,乃是要读书人扩展胸怀,接纳他人的长处,倘若以“成见”读书,事事怀疑,处处怀疑,又怎能增长学识?四则后世读者弄不明白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前人有错,所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以冰,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以道,束于较也”,后人不可以自己的成见、陋见而武断地怀疑乃至否定他人。
总之,马先生推崇孔子的“好古”法,实则要学(读)者以谦虚的态度对待经典,他反对那种在没有深入经典内部之前就劈头将“经典”打到在地的暴戾做派。对于怀疑精神,马先生绝无否定之义,而是说即便怀疑、创新亦必须在“透悟”经典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假若读者对文本不读、义理不通,又有何资格对前人指手画脚?更何况,“今人读书,不及终篇,便生厌倦,辄易他书,未曾玩味,便言已了,乃至文义未通,即事著述,抄撮剿袭,自矜博闻,每况愈下,谬种流传。
”这种文风,自为马一浮所批判。无疑,马先生的“无成见”读书乃有其“特指”。事实上,当今学界,此病犹存,因此“无成见”读书法,尤适用于今。
读书须“尽意”、穷理,而终归于“会通”。读书贵在明理,明理之要在于“尽意”。一部书,千言万言乃至数十万言,归根结底,乃称“理”而谈,获得此“理”,即是“尽意”。所有文本,莫不在于表达一个“意”字。文学作品在于一个“意境”,论文在于一个“义理”,说明文在于一个“意图”,可见,读书在于“得意”。
对于“意”同“书”的关系,马一浮旁引博证,以《说文》、《尚书正义》等经典文献诠释之,宣扬其“名言,皆诠表之辞,犹荃蹄为渔猎之具。
书是能诠,理是所诠”。恰如《易经》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马一浮以为读书在于得意,得意可以忘言。平时,人们常言,读书首先把书要读薄,其意大略指得其“义理”;当然,还要将书读厚,即谓把“义理”运用到具体的人生实践之中,使得“简略之义理”重新丰满起来。
对读书的穷理之道,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他认为,读书之道,约而言之,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四种读书法,实则解决了博与专、义理与细节、简与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马先生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辩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也”。
然而,诚如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天下之书不可胜读,又由于经典无限、义理无穷,那么学者又当如何应对无限之经典呢?马一浮以为,读书在于会通,“盖知类则通,通则无碍也”。他还用《洪范》“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之论,并结合老子的“言有宗,事有君”之说,柔以其对六经之理解,得出读书“在于会通,在于知心性之本”之精辟结论。
“会通”之哲学基础乃是陆九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马一浮则将此“通理”用于读书,可谓得其义理。
读书之终极目的在于明理践性、成就圣贤人格。关于读书之目的,马一浮以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始终将“学之为己”为第一要务,“学之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而非“学之为人”,即以“博学”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
马一浮以为,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强调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修为,并提出“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的践行主张。
指归自己实则意味着,学人在明理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到身体力行:“但说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笃敬"要体而行之,不是说其义旨便了”。此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将义理落到实处,方可算的上“真学”。
反过来,通过读书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进人们人更好的明理。譬如,当学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具备了开放、谦虚、包容的品质时,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东西,进而更利于扩大其视野,开阔其心胸,进而帮助其更好地通晓天下之理。
于是,“读书明理修德读书明理”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此循环实则是儒家圣贤人格培养的一个缩影。总之,马一浮的读书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终归还是养德。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故而,马一浮“读书法”,实则映射出马一浮修身践性之法。
也许,以当下实用态度审定之,马先生“无功利”的读书法,自然不合时宜。但马一浮作为一介书生,在当时山河破碎之时,能做到“心无旁骛”地培养传承中华文明的“读书的种子”,可谓功莫大焉!且其“读书法”既囊括历代前贤读书方法之大成(虽然其对自然科学有所忽视),又集本人数十年心性实践,其真知灼见,于今益发熠熠生辉,业已成为滋养读书人的一笔宝贵财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