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希娟近况 祝希娟: 24小时决定南下 创建深圳电视台

祝希娟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饰演主角“吴琼花”。

深圳广播电视大厦开工典礼。

的历史)。那时候连散步都没什么地方去,要么跑远点,去水库公园;要么就从东湖旅馆的后面,走到东湖花园。

话说回来,平时也没太多时间散步。我们1983年11月份到深圳,原本打算1984年4月1日开台。人多了,一幢房子不够用,我们就搭了两排铁皮房子,把办公室搬进去。

当时工作真的很辛苦。深圳夏天的阳光猛烈,冬天也够呛,那个铁皮房子8小时被太阳晒着,我们就8小时用电风扇吹着。8个小时还不止,我们工作几乎天天是十几个小时,分为几个部门,安装机器,准备节目,邀请嘉宾,还要准备开播晚会。那时候的梧桐山发射塔就是这样建起来的。

我就负责开播晚会这一摊,当时把全国跟我关系好的都请来了。当时也没什么出场费,就是演个节目,吃住一下玩一玩,但是这个玩是比上海不得了的好玩儿,因为上海那时还没有改革开放。

就这样,我们赶了一个全国第一的“深圳速度”——短短两个月内筹备完所有事宜,电视台就提前在1984年的1月1日正式开播。

当第一个播音员

开播仪式在香蜜湖一个大的歌舞厅举行,那里现在是一个饭店。当时市委领导如梁湘全部来了,还有省里领导也都来了。

开播那一天很有意思。1984年的1月1日,元旦早上,深圳台的第一个播音员是我,因为找不到人,就广东来了一个柳格格。我宣布深圳台今天正式开始播出,随后请梁湘同志讲话,梁湘同志生平第一次做了一个广播演说,从此深圳台诞生了。

我们筹备好了以后,隔天播出,主要以新闻为主,然后全国各地支援我们一些节目,因为文艺节目和电视剧我们来不及搞。

从筹备一直到开播都非常艰苦,因为房子就那么小。那会儿的演播室,很小很小,两层楼,后来拆掉建成宿舍了。

很苦,差不多天天就是吃泡面和罐头。我们电视台的筹备人员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特别是京津沪和广东省。上海很多人是我调来的。

那时候晚上睡觉没办法入眠,因为整个深圳像个大工地,晚上到处是锤打地基的声音。后来慢慢就能睡着了,因为实在太累了。既来之,则安之。

我曾经给朋友写过一封信说:“我就听着我们深圳的建设交响曲进入梦乡了,这确实是一个很美妙的交响曲。”当时正在建深圳国贸,3天一层楼,那是全国的纪录了。所以我听着那个声音心里也很高兴,因为毕竟我们是第一批来的。

我们这代人是看《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长大的,到深圳觉得是在干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业——建设一个新的城市,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虽然我来这里比成立特区的时间晚了几年,但它20岁,我也在这儿干了快20年,它30岁,我也干了快30年,我感到自豪,因为我跟深圳这个城市几乎是同步成长的。

拓荒深圳影视

1984年6月,我开始拍电视剧。

1985年,我开始拍电影。

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领导在车上办公

电视台正式运转后,我就开始招聘文艺工作者,我就想发展深圳的影视事业,当时深圳在这块是空白。我就想我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拍摄,这么一个热土,这么多让人激动的事情,多好的素材!

当时的领导,包括梁湘在内,允许我们有什么事直接就奔市委,随时到他办公室,随时汇报,随时解决问题。另外,我们的领导还有把办公室搬到汽车上的,在整个工地上跑,在汽车上上班,什么地方有问题即刻解决。

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干的,后来我们拍的有关特区移民的电影里也反映了这个事情,这确实是真人真事。当时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我们进口汽车全部免税,价格不是那么贵,所以每个单位都有汽车。

我认为把办公室搬到汽车上是创举,这就是我们的“深圳速度”。为什么我们建设这么快?因为领导都是在现场解决问题,这个传统的作风真的是非常好,也非常有利于工作,有的问题是不过夜的。

所以当时我干得也特别有激情。1984年6月份,我开始拍第一个电视剧叫《爱在酒家》。剧情很简单,就是写我们深圳的酒家去雇香港的管理人员来替我们管理,导演是郭宝昌,编剧是郭震。这是另外一个全国第一的“深圳速度”——正式开台半年后就能拍电视剧,此前在全国绝无仅有。

一个月拍一部片

1985年,我们开始拍电影,第一部叫《生死树》,是一个传统的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当时我觉得应该反映特区沸腾的生活,于是我就拍了一部片叫《男性公民》,实际上就是刻画深圳第一批建设者,讲他们在建设特区中的喜怒哀乐。

为什么叫《男性公民》?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杂志上是美女,电影里拍的也是美女,阳刚之气太少,所以我们想搞阳光点的东西,因此拍了一部全是男人的戏。后来剪片的时候,连一个女服务员端菜的镜头都剪掉了。

当时郭宝昌满怀激情亲自导演,但没有摄影师,我就说:“黄仁忠你上,做摄影师。”黄仁忠原来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时是摄影助理,当时才30来岁,很年轻。我们就是要大胆用人。

影片中演主角(一个队长)的是孔祥玉,他之前演过周总理。那时刚好去天津党校学习,马上要提拔文化局长了。郭宝昌说不行,非得他来演男主角,我说这个事包到我身上。我马上跑到北京,找到谷牧同志的办公室开介绍信。然后又直奔天津文化局,说我们要借这个人支援特区建设,第二天就把他从党校调了出来。

而且我们拍的速度也是很快的,一共只拍了30天,创造了第三个全国第一的“深圳速度”。我觉得我们的画面也蛮有意思,拍得蛮有味道的。

有几场戏非常感人。在其中一场中,一个政委在工地病亡了,当时要拍个追悼会。广东人当时是不许人进他家里搞追悼会的,觉得不吉利。没有一家肯借给我们房子,没有一个单位肯借给我们一个礼堂。

怎么办?最后美工想出来一个办法,说我们就在工地上开追悼会。两条十几米的大黑布从吊车上“哗啦”下来,孔祥玉站在吊车上发表悼词,两万工程兵来给我们义务当群众演员,好大的气概!那个场面看了真是想哭。这些工程兵最后一分钱也没要。后来送到北京审片,人人都说没有看过这样场面宏大的追悼会,简直空前绝后。

拍戏的时候困难重重,我们咬牙克服了所有难关,但审片时被卡住了,原因是既不是电影厂,又没有许可证。我懵了,不是改革开放了,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后来知道一批电影都被压了下来。有一段时间,我常往电影局跑,门槛都快踩破了。当时的电影局副局长说:“没有办法,全部压下来了,只要一开禁,我第一个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