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子之宝 月港:大明天子的经济改革新区
虽然明朝建立在地处经济繁华的江南富庶之地建立,并依靠这里的资源建立了一个偌大的中央帝国。但明朝对于农业税的过度依赖,让其成为了一个实际上依靠地产生存的帝国。
在明朝知识分子看来,商人和手工业者都不是国家根本,“士农工商”里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地位都低于农民。
也正是由于明朝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业大国,大部分生产所得都来自脚下的地产。因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明帝国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地产帝国。不仅因为远高于元朝时的农业税需要仰仗全国的耕地与农民来贡献。朝廷为了抑制商业过度发展,也制定了大量的规定,限制人口自由流动,以便将更多的人限制在朝廷赋税所必须的地产上劳作。
正在耕作的明代农民
在对外贸易方面,秉承重农抑商的明朝也用自己独有的朝贡贸易体系,替代了原先相对宽松的贸易制度。还出台了著名的海禁制度,杜绝曾经以对外贸易而繁华的江浙、福建地区,进行对外贸易。
明朝还会根据外商所在地区的远近关系,规定了定期贸易的间隔时间和次数,并在最大限度上限定了每次贸易的规模。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东南亚国朝贡使团只能去广州,日本朝贡团体仅仅到宁波,朝鲜使团可以去蓬莱的奇怪局面。而国内的商人则根本不被允许出海
在这个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制度运作下,明朝在短时间内成为了一个依靠脚下土地,获得大量资源的帝国。但在一些土地贫瘠、农业不发达地区,原本靠海吃饭的当地人却成为了这样一刀切制度的受害者。他们不仅无法继续靠出海经商为生,也无法下海捕鱼,只能依靠微薄的地产过活。而江南地区日益高升的土地产出,也需要新的出口渠道来进行输出。
结果,从大明朝中期开始,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兴盛起来。甚至各地的地方官僚集团也出于利益考量而加入和保护这种不合法的灰色贸易,而中央朝廷对此屡禁不止,非常无奈。
明代的主要对外口岸--广州
逆生长的月港贸易
福建层是宋元时代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在长期以海洋贸易经济为主的福建,从五代到宋元,先后崛起了著名的泉州与福州两个重要港口。在受到数次战乱波及与明朝海禁抑商制度的打击后,这些地方的贸易彻底陷于停滞。但无法依靠当地地产养活自己的福建沿海居民,还是另辟蹊径,将贸易转入地下。贸易基地也从夕日的重要港口转移到了地理条件并不出众的漳州月港。
同邻近的福州和泉州不同,月港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出海口,需要经过更外围的厦门岛,才能进入大海。但附近多山的独立环境却使得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加之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明王朝所鼓励的农业在这里难以发展。
相反,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利用当地与内陆交通不便,明朝政府难以实施管理的有利条件,搞起了走私贸易。早在明代中期的正统(1436-1449)到景泰(1450一1456)年间,它就已成为走私活动的活跃地区之一。
被厦门扼守住出海口的月港
到了十五世纪晚期的成化(1465-1487)至弘治(1488-1505)年间,不少漳州人走私致富,已出现“风向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湾争驰”的局面。月港更是因此成为沿海少有的热闹之地,被民间誉为“小苏杭”。
十六世纪初,原先准备在广东一带尝试建立对华贸易体系的葡萄牙人,遭到了当地官府与地方走私集团的联合对峙。吃瘪后的他们向北航行到了福建沿海。福建当地的走私海商很快就与这些新来的外国商人开始合作,双方把生意向北延伸,扩展到了以舟山双屿岛为中心的浙江沿海。
随着双屿岛成为当时远东地区的第一大贸易集散地,与之相通的月港本身也就成为了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到浙江沿海地区的重要中转站。不知不觉中,不合法的月港贸易已经彻底超过了被明朝政策限制到死的传统商业口岸福州和泉州,成为了福建第一大港。
作为明朝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也需要出口来活跃经济
但在此后的嘉靖皇帝时期,明朝对沿海地区的私人贸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随着双屿岛的贸易被明朝军队突袭和摧毁,逃散到福建沿海的中外海商也遭到了明朝军队的进一步追杀。大量无家可归的海商开始在东南沿海游荡,成为了著名的嘉靖倭乱的主要来源。至于月港,却因为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免于兵灾之祸,并且由于浙江沿海走私贸易的衰退而地位提升。
早期欧洲所绘的中国地图
此后明朝数次在当地建立了专门镇压走私贸易的海防馆,却依然不见效果。不少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对外贸易在经济面有很多益处,开始提议开放月港贸易。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期望通过开放一个固定口岸来缓解沿海地区的倭寇问题,管理那些过去想管也管不到的海商。
在倭寇最为泛滥的嘉靖朝 不少倭寇就来自福建沿海地区
成为天子南库的月港新区
明穆宗隆庆皇帝
1567年,明穆宗隆庆皇帝继位。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利用隆庆改元而政治布新之机,奏请在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这个提议很快得到隆庆皇帝的批准,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正式开始。月港乃至所在的漳州也都一跃成为了明王朝试点改革的新区。
当然,作为已经运行了两个世纪的总体政策,明王朝依赖土地产出的基本国策并是不存在根本性调整可能的。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而言,也是具有颠覆性危险的。
因此,所谓的开关其实就紧紧是针对月港所在的漳州一地的开放。当局给本国商船的通行证不过是的每年50张,后来增加到了1575年的100张。1589年开始,把前往东西洋商船的总数各定为44只,每只需领引一份。后来由于申请出海者太多了,又将船引扩大到110份。到十六世纪末时,才在漳州地区的居民获准下西洋贸易之外,再特许泉州地区居民去到东洋贸易,以免非本地人以各种手段作假参合进来。
开关后的月港新区
每年,除了商船通行证的税收外,商船入港时,也需要就货物支付关税。这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仅1576年一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就已超过万两白银。到了世纪末的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应当超过264000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将月港看成是“天子之南库”。
若是类似的政策在更多地方实施,势必会有更多的白银收入进入中国。可惜在明朝当局来看,管理和控制海上贸易的目的已经达到,收入的额外增加也超出预期。因而继续加强开放政策,增设口岸的做法,属于毫无必要的事情。全国广大地区依然应该以农业立国,吃地产红利。
开关后的月港新区同稍早时候开始租借给葡萄牙人的澳门一起,成功联通了中国沿海到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的贸易线路。当时被大量开采的日本银矿成为了葡人输入中国的主要资金来源。
同时,占据菲律宾吕宋岛的西班牙人也与月港联通,为大明王朝源源不断输入走太平洋航行运输来的巨量美洲白银。这些重要财政收入大大缓解了过去明王朝因不善理财等原因而造成的财政危机,并为后来著名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小小的月港成为了当时中国链接世界经济的接口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月港的重要位置与自然条件限制,使得外来入港的商船都必须停泊到出海口的厦门岛卸货。厦门作为一个重要口岸的位置,也就此确立。
十七世纪初,抵达中国沿海的荷兰人也一直希望以月港为中心的福建为突破口,打破当地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的固定贸易垄断。这种要求明王朝进一步开放贸易诉求,显然不会得到正面的认可与回应。双方的分歧最终演变成了荷兰与明朝之间的澎湖之战和厦门之战,无力反抗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的明朝地方官一度劝说荷兰人离开短暂占据的澎湖,去台湾发展。
荷兰人笔下的南部中国地图
于是,荷兰人在明朝地方官的授意和带领下,第一次登陆台湾。后来与荷兰人斗智斗勇的郑氏家族,也是在这个时期,在这片区域,登上了历史舞台。可以说,隆庆开关后的月港新区,对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历史发展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很多后来人的想象。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尘封的往事,不由得感叹: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不源自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而是将从一些过去人们所不注意的地方生长出来。
这些变革的本意也并非制定者的积极进取,相反更多的蕴含着对于现实的妥协与制度防线的后撤,因而在诸多政策上并不受到大力支持。然而,即便如此困难重重,月港地区的开关之举,还是为明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也深刻的决定了整个地区之后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
相比汉武帝时大刀阔斧却收益倒贴的河套新区,开关的月港新区虽然起点低,但底子实际上更为雄厚,也更加贴近当时的世界发展主流。其更加成功的历史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完)
